上一篇文章说的是“六四”大屠杀后留下的一批“幼者”——遗孤，这篇文章要说的是一批劫后余生的 “长者”——死难者的老父老母。

十九年前，这些死难者的父母，大都正值盛年，如今，他（她）们已先后步入老年；一些岁数较大的，如今已届髦耄之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她）们的生存权益问题日渐凸显在人们面前，尤其是地处贫困农村、边远地区、城镇底层的老人，他（她）们年老体弱，贫病交加，不少人已丧失劳动能力。

数年前，我们在转达人道救助金时就已注意到了这种状况，也给予他（她）们或多或少的照顾。为此，我们群体中一些靠退休金维持生活的难友主动放弃了部分或全部人道救助金，用节省下的钱去补助那些特困户。然而，那毕竟是杯水车薪，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老年特困户的基本生活保障，尤其是在近年来物价和医疗费用猛涨的情况下。

这件事越来越变得刻不容缓。于是，在2007年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难友们提出了一项动议，即呼吁政府有关当局：暂时搁置有关“六四”问题的争议，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给予这些特困难属适当的生活补助。当时大家觉得，这是一件纯粹人道性质的善举，一个声称“以人为本”的政府不应推拒。为此，我们还曾利用与国安官员接触的机会，要求他们向政府部门转达我们的提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官方对此提议始终置若罔闻，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我们这才意识到，政府这种态度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按有关当局的说法，“六四”问题早在十九年前就已作出了结论，不存在“争议”，更谈不上“搁置”。所以，把“搁置争议”作为条件来换取政府方面给予特困难属生活补贴的想法，虽然对我们难属群体来说已是很大的让步，但在政府看来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对“六四”的定性极为敏感，容不得别人有半点置疑。

但是，事情既已刻不容缓，总得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于是我们决定：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在正常的人道救助之外，特设一项“六四难属老年特困户专项补助”。碰巧这一年的8月，“亚太人权基金会”授予天安门母亲群体“人性光辉奖”，这个奖项的奖金（包括另一获奖者刘晓波先生捐助的奖金）也就成了这一“专项补助”的最初启动基金。随后，各方友人纷纷慷慨解囊，加入了这一“专项补助”的捐助者行列。这件事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也给了我们信心。

2008年初，我们终于给“六四”难属中第一批老年特困户送去了这一专项的生活补助金。这对受援者来说，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她）们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使他（她）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海内外同情者的温暖和关爱。

然而，令我们感到难过的是，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太晚了。

老年难属特困户之一、“六四”死难者周德平（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硕士生）的老父亲周志刚，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份特别的关爱，就撒手人寰与世长辞了。这是一位饱经忧患、屡遭摧残却始终不屈地面对人生的老人。老人家境贫寒，几个子女只有小儿子德平一人外出读书，从湖北农村一路苦读，直至进入清华大学成为一名硕士生。儿子遇难，令这个家庭犹如跌入了深渊。生活的艰难不用说了，多年来周父与死神搏斗，几度病危，几度起死回生。去年夏天老人又一次病危，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他神志清楚，顾念到老伴的艰难，不想再活下去了，连日拒绝进食。为此他老伴和女儿甚为着急，给我打来电话。我给他额外汇去了医疗费，劝他不要轻生，安心治疗。但终因病重，回天乏术，没几天老人就去世了。遗下的老伴离女儿家远，无法照应，由她女儿做主，送进了当地的一所养老院，由我们群体承担其大部分费用。

周志刚的不幸去世，在我们群体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它提醒我们，十九年过去了，已到了必须为一些年长的难属考虑终老问题了。

老年难属特困户之二、“六四”死难者刘春永的母亲孙秀芝老人也于2007年3月离开了人世。这个不幸的消息再一次敲击着我们的心扉。实际上，孙秀芝老人罹患癌症已有两年，但她一直咬紧牙关忍着，从未向我们透露过，每次给她送去救助金，她除了表示感谢从不提起家里的困难，但最近一次登门，老人几经不在了。自从儿子遇难后，老人常年靠在街口摆摊卖茶叶蛋维持生计，风雨无阻。她还有一个长子，但因其胞弟的死受到强烈刺激导致精神失常，基本上丧失了谋生能力。去年初，我们在京难友一致决定把孙秀芝老人列为“专项补助”的受援者，正是基于老人母子俩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实情。可是没有想到，老人也没有等到这一天。

在我们确定的“专项补助”受援者名单中，还有死于天安门广场的程仁兴的母亲湖北农妇金亚喜，同样死于天安门广场的戴金平的母亲同省农妇朱镜蓉，死于戒严部队枪弹和刺刀下的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和宋秀玲，死于六部口坦克履带下的林仁富的母亲潘木治，等等。在我们群体中，这些家庭都是最不幸的。儿子死了，原来的希望顷刻间化为泡影，全家从此陷入了绝境。

程仁兴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双学士生，其父在程遇难六年后因贫病交加、不堪承受丧子之痛而离开了人世。随之，程母又因陷于绝望，抱着亡儿的遗像悬梁自尽，所幸获救后始终苦熬着风烛残年。

戴金平生前为中国农大硕士研究生，其父在戴遇难后迫于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竟又无辜被歹徒打死。家破人亡的戴家剩下老母和一个患精神病小儿子艰难度日，苦不堪言。

吴国锋生前为人民大学工经系学生。吴遇难后，吴家小儿子又死于尿毒症，不久吴父又患癌症摘去了一个肾。一个家庭在短短几年里怎经得起这样三重打击啊！

林仁富生前为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其父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抑郁而死，剩下林母现已80多岁，一人饱尝着人世间的凄风苦雨。

…………

十九个年头了，好像一切都过去了，历史也似乎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些因“六四”而遭难的父亲和母亲，确乎仍生活在那场灾难的阴影中，更犹如滞留在另一个世纪里。他（她）们已经被“新世纪”的人们所遗忘，就像他（她）们的儿女已经被“新世纪”的人们所遗忘那样。但是，我又想，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哪怕这苦难已成为历史，也应该有一份同情和怜悯，这不是一种施舍，更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份责任。

对于政府当局，我已经说的很多，不想再说什么了，因为人们早已明白，我们生存于其中的那个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冷血的、不讲人性和人道的制度。我们还能期待这个制度做些什么呢！

 本站首发 2008.7.2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下）

丁子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