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后悔和自责中

葛桂荣

我是64遇难者杜光学的母亲，今年已经75岁了，20年前的6月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儿子，20年来我没有停止一天对他的思念，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年龄的增长，思念之情就越发强烈。

20年来，一直是在后悔和自责中过着，特别恨自己他出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拦他，总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党教育几十年的老党员，总不相信我们的党会指挥人民养育的军队对人民尤其是手无寸铁的人民滥用暴力！

我丈夫去世的时候杜光学尚小，我所在工厂效益不好工资不高，家庭的重担落在我一个人身上，生活的艰难是难以言喻的。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希望他不会因为过早的失去了父爱、过早地承受不应该由他来承受的家庭负担，影响他健康成长。含辛茹苦中孩子渐渐长大了，接他爸爸的班做了一名印刷工人。他知道家里条件不好在厂里工作非常努力，为多赚些钱经常加班加点，无论是老师傅还是同辈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那时候，常常想过几年他娶妻生子我给他们带孩子，他长大了我也老了可以享福了，日子就这样在平淡和清苦中幸福的过着。

89年6月3日晚5点半左右，杜光学的一个朋友来找他一起骑车去长安街，走的时候还和我说：“妈，您放心，要是真的有事了我们就去附近的楼里躲着，安全了再回。”这是孩子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后来听当时在现场的幸存者说：“他们在新华门附近，听到远处枪响了，我儿子刚要转身往回骑时就连人带车倒在地上了，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死的时候一条腿还跨在自行车上……”。

料理完孩子的事后我找组织，我的儿子不是反革命不是暴徒，他只知道干好工作不做坏事。很多老同事都劝我不要找了，现在都定性了谁也不敢说实话，慢慢等吧。就这样在无尽的伤痛中等了盼了20年。

一直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政府，尤其是在一个处处讲和谐讲人权的社会，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件真相不去面对，而是在谎言的遮盖下逃避呢？

政府的这种行为，做为难属无法接受，做为母亲不会甘心孩子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更不会甘心血写的历史真相淹没在时间长廊中，不想在有生之年，看着施暴者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尊严。

多年来看着丁子霖、张先玲两位老人甘冒危险，在不断升级的政治迫害下，沿着一丝一缕的线索，搜集、调查及记录当年执政者的暴行，并积极循法律途径争取对事件公平的判决，要求屠杀者承担法律责任。她们部分人更负起转送人道救援基金的责任，帮助生活困难的死难者家属。他们的作为，在难属的心理就是一种寄托，在难属的眼中就是一种伟大。

（“逃责”本身，就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根据《联合国人权宣言》及多项保障人权的公约，政府有责捍卫和推动人权；纵容“逃责”行为，即是违反了这些政府的义务。一个政府未能调查及检控残暴行为，称不上真正尊重和捍卫人民“免受非人道待遇的权利”。政府不单只有义务不做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有责任惩罚那些侵犯人权的人。）

我做为一个母亲，绝不允许政府用一场政治风波来掩盖大屠杀的罪责，逃避政府反人道、侵犯人权用暴力行为对待手无寸铁的人民的说辞，我也坚信公义站在我们这一边。二十年了，我希望六四问题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真实地还其本来面貌，用法律程序追究其责任者，对无辜受难者家庭给予赔偿。以告慰我那死去的儿子的亡灵，让一个母亲破碎的心安抚下来。

《天安门母亲网站》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