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网站》 > 天安门母亲的话 > 六四难属二十年的心路历程

回眸“六四”二十年

 

 

袁可志 李雪文

 

 

198963日上午,袁力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说:“解放军绝对不可能向老百姓开枪。”或许有不少人也抱着同样的幻想。当天子夜11点半,袁力在木樨地饮弹的一刹那,才恍然大悟,原来子弟兵也会听从杀人犯的指令,明目张胆地向无辜平民和青年学生盲目扫射,制造了一场十里长街大屠城。为了寻找袁力尸体,找遍了北京43家医院太平间,半个月间亲眼所见尸体达450具以上,此期间被人认领取走的尸体不知有多少?在八宝山向袁力遗体告别时,见到满满一卡车鼓鼓囊囊的黑色大塑料袋塞满尸体,老远就臭气熏天,医院太平间以外的尸体有不知道有多少!


“六四”惨案过去二十年了,在头几年里,不仅“六四”家属受到种种压制与迫害;非难属对“六四”说句公道话就会坐牢;全国老百姓也都生活在政治恐怖气氛中,对“六四”噤若寒蝉;有不少难属甚至隐瞒亲人被枪杀,不敢承认自己是“六四”难属。以后因杀人犯的死去,人们忙于各自的工作,遂对“六四”逐渐淡忘。又在“和谐社会”的新口号下,恐怖气氛才淡化消失。可是“六四”难属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中,仍然被压制,甚至借故被拘留,剥夺人身自由……,迄今“六四”难属依然处于各种新的监视手法下。


二十年来,我们不否认“改革开放”的开明决策,使中国走上经济繁荣的宽阔大道,我们也不否认一些杀人犯对国家和人民所做的好事。可是,即使有最大的功绩也不能掩盖犯罪的行径。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全国上下必须以法律观点来看待和评估“六四”事件。“六四”惨案最关键的原因则在于杀人犯杀人成性的本质,杀人犯及其追随者竟然提出谬论,说什么正是“六四”事件才使得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极其荒唐的逻辑,难道和平解决“八九”学运反会降低政府威信,反会造成社会混乱而延误经济发展吗?!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全方位的和平政策足以鉴证这一点。正如中央党校教授侯少文所说的:“如果把稳定看做就是把人们管得规规矩矩,很呆板,那样的稳定是没有活力和生机的,它阻碍发展,也不可能持续长久。”又如俞可平的文章指出:“动态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以“堵”为主,你有意见,你要抗议,我就不让你抗议,你要反映,要抗议,我就采取措施处罚你……我们可以说:“六四”开枪杀人是“处罚你”的最野蛮、最残忍的极刑处罚,由于“六四”杀人才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谬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有理论”。


有人说袁力是一个给刽子手送上门去的书呆子;也有人说袁力是伸张正义的英雄。书呆子也好,英雄也好,只要你违背杀人犯的意旨,谁也逃不出他的魔掌。袁力只因为坚信党、坚信解放军以至惨遭杀害。


19471013日,二野向大别山挺进过程中,在黄冈发生了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凶残案件:一位首长的警卫员副连长赵桂良因为私拿一家商店的布匹和粉条,被政委宣布枪决。赵桂良私拿粉条是为了“孝敬”首长,布匹是给小战士做衣御寒。当时司令员声音低沉而颤抖地说:“赵桂良本是一个打仗勇敢、关心战士的好干部。”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同意枪决,可是杀人成性的政委却借口军法从事,不顾小战士们和商店老板下跪恳求的情况下,悍然下令将赵桂良处决。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军法条文:“一个官兵私拿别人价值不高的的物品,就该处以极刑”?这无非是政委为了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慑力而草菅人命,也就完全暴露了他那杀人成性的本质。解放以后,由他下令开枪杀人并非只有“六四”一次。从他历次的表现看,笔者敢说:“只有杀人才能镇服百姓,才能贯彻其个人意图”是他一贯的坚定不移的信条。


二十年来,生活在监控和压制下的同时,作为“六四”难属,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国内外素不相识的和平人士给我们寄来捐款和慰问信,我们曾收到过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地的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声援和同情,有的还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的。所有与我们相识的共产党内离休老干部都对我们表示同情,并登门慰问。袁力原单位同事们不但前来慰问,还为袁力建墓立碑纷纷捐款,参加袁力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达三百余人之多。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得悉我们为“六四”遇难的儿子扫墓时,免费把我们送到万安公墓,与我们一起扫墓祭奠,然后又把我们送回家,而且以后每年两次(清明和“六四”)开车送我们去扫墓,迄今年年如此,从未中辍。这些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援,是多么地珍贵和鼓舞人心,使我们下决心必须好好活下去。想当初,袁力一死,我们悲痛得真不想活了,曾萌生自尽的念头。经亲朋劝慰,冷静思考后,认识到自杀的话,岂不便宜了刽子手,而且杀人犯还会给我们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现在我们更感觉到好好活下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的互慰互励中给了我们温暖和勇气,让我们在抗争中树立起乐观的信心,正义必伸张,罪恶必将得到惩罚。


我们已是耄耋老人,二十年来已经活得够够的了,冒死直言,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对此我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目前,我们并不奢望为“六四”翻案;为赵紫阳平反,但在二十年后的“六四”国耻日之际,难道仍不让我们难属说句真话吗?!


92岁老翁 袁可志

82岁老妪 李雪文

于“六四”二十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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