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Box: 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我的无奈与沮丧

人都有自己的喜怒爱憎,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自尊。这十多年,我在寻访其他死难亲属的过程中,屡遭挫折,也曾有过不少无奈与沮丧;至今想来,仍令我心寒齿冷。我这里想说说几个令我难忘的个案,但恕我隐去其中一些当事人的姓名及所属单位,因为,我不想伤害他(她)们。毕竟,他(她)们和我一样,都是十六年前那场劫难的受害者。

六四惨案的的死难者L,生前为某报社记者,已婚,并有一子。198964日凌晨,他于六部口路南遇难,时年35岁。几天后,家人在一家医院找到了他的尸体,却发现竟然是一具无头尸他的整个头部被打飞了。

这位死者的线索是一位朋友在几年后向我提供的,她告诉了我死者母亲和妻子的名字,却没有她们的住址。后来,我几经周折,托人打听到了那位母亲所在单位和家里的电话,并了解到了这位母亲的一些情况:当时,这位母亲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本来不能再继续工作下去了,但单位为了照顾她的心情,仍留用了她,并允许她上自由班,来去自便。

此后一段时间,我曾给她单位和家里打过多次电话,却没有人接听。一天,当我再次给她家里去电话时,终于与她通上了话;她表示同意跟我见面,但要由她确定一个合适时间、地点再通知我。于是我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得到她的回音,我不得不再次给她家拨电话。然而,这次接电话的却是一位男性老者。此人极不礼貌地盘问我的身份和来意,我耐心地一一作了回答。可万万没有想到,接下去他竟非常粗暴地把我训斥了一顿:平暴(即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党和国家的需要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别再来干扰我们,这两年我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他把别再来干扰我们这句话说得重重的,而且重复了好多遍。我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懵了,眼泪夺眶而出是气愤,更是委屈。但对方还在不停地斥责我:你听明白没有?你懂不懂我的话?!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了。我大声说: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怎么回听不懂你的话!只是我不懂,你这个中国人怎么会说出这样没有人性的话来。说罢,我狠狠地把话筒摔到了地上,一头栽倒在床上,浑身颤抖起来。我不能理解的是,此人竟如此之冷酷;即使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也会对一个被无辜残杀的同胞表示起码的同情啊!何况是自己的亲人。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曾想,我这是何苦呢?但后来我了解到,此人并非死者的生父,而是死者母亲后来找的老伴;还听说他原是一个中共的司局级干部,也算得上是一个高级干部吧。

我从不把共产党人包括这个党的高级干部看得一片漆黑。在我找到的死难者亲属中,也不乏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甚至是很高级的干部。他们也许比一般人多一些顾虑,也许他们会对六四这样的事件保持沉默,就像我在《格杀令》一篇中提到的那位党政干部那样。但是,像我碰到的这位司局级干部,实在少见。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因为愚昧,而是所谓的党性在作怪。我很清楚,一个人假如要坚持他的党性,就得六亲不认,就像我们在文革中常常见到的。但想不到此人的观念居然仍停留在文革时代!这究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还是他个人的悲哀?我本来还是可以绕过此人直接去找死者的遗孀或母亲的,但我没有这样做。但我知道,那位遗孀已远走他乡,无人知道其下落;至于死者的母亲,我也已清楚地知道她失约的真正原因;我不想为难她,更不想给她增添新的痛苦。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没有再同她联系过,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她。她过得不容易,她必须把丧子之痛深深地埋在心底。我唯有祝愿她能解脱精神的枷锁,在垂暮之年生活得轻松些。

我还要谈到另一位死难者的亲属,因为这也使我难以忘怀。这位死难者姓G,生前为一所医院的中医科大夫,当年63日夜晚十一点多,在复兴门地铁站附近前胸被两颗炸子击中,留下碗大的伤口。当时他被一位老人用平板三轮车送往附近的儿童医院,入院时尚有气息,但终因抢救不及时失血过多而死亡。

也是一位朋友向我提供了这位死者亲属的线索;为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这位朋友还告诉我,那位死者父亲是一家军队医院的政委,母亲则是某单位的党办主任。很自然,当我决定要去走访这家难属时,心里又犯起了嘀咕,我担心会再次碰到像上次那样的情况。然而,出乎我的意外,这一次我却顺利地与死者的母亲取得了联系。因为是首次见面,我带去了全美学自联要我转达的一笔慰问金。这位母亲收下了,也在收据上签了字,但她同时向我详细地了解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如全美学自联为何种团体,捐款属何种性质,其他难属是否都接受了这类捐款,等等。我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很正常,于是一一作了回答。

正在我与女主人说话的当口,一位老者从门外迈进了屋里。此人仿佛不知我这个人的存在,连正眼都不瞧我一眼,径直向内屋走去。当时我想,莫非又遇到了上次那样的高干了?女主人也许意识到了我的疑惑,向我解释道:这是G的父亲,在某军队医院工作,刚从院子里锻炼回来。女主人这么一说,我也不再在意了。

为了便于同这家难属的沟通,我把这家的情况介绍给了另一位难友,因为他们两家住得近,而且又都是离休的老军人。我还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在日后的交往中一定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然而,这次我又想错了。还没有等着上门见面,这位父亲就在电话里把我所委托的那位难友训斥了起来,话说得很不礼貌,也很没有道理,最后一句话很干脆:以后别再来找我!接着搁下了电话。我很后悔,不该把这件犯难的事情交给我的那位难友。我还后悔,那天与死者母亲见面时,没有问清楚死者的墓地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的几排几号。在1998年春节后的一天,我陪徐珏女士去八宝山人民公墓为其死去的儿子和丈夫扫墓时,我们找遍了整个墓区,也没有找到死难者G的墓碑,不得不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墓地。

在我的寻访过程中,上面所提到的个案并非特例。我还遇到过这样一位遗孀,当我们给她送去人道捐款时,她非但无动于衷,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党组织对我们母子俩照顾得很好;我是党员,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愚昧,怯懦、奴性,这已成为我国国民在共产党奴化政策下养成的根性。自己的亲人被共产党无缘无故地杀害了,到头来还要同这个嗜血的党保持一致,还要感念一番这个党的所谓恩德。中国人假如不铲除这根性,那我们这个民族真的要沦落到万劫不复了。(丁子霖执笔 2005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