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Box: 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疯狂的坦克

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许多人目击了这样一幕惨剧:一辆疯狂的坦克,冲向刚从天安门广场撤至六部口的学生队伍,躲避不及者,被坦克履带碾压得血肉模糊;死里逃生者,落下了终身残疾。这辆该诅咒的坦克究竟碾死、碾伤了多少人,当时传说不一:有说死了九人,有说死了十一人,至于伤者,更是众说纷纭。这都不足为据。当局不公布死伤名单,别人说了,那怕说得基本符合事实,也会当做谣言来追查。因此,必须拿出实证材料,让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来说话。

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一直把这辆坦克碾死、碾伤的受害者作为寻访的重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寻找到的是:死者5人,伤者9人,一共14 人。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龄、单位及受伤、致死部位;其中10人已确知他们的籍贯和家庭地址。他们大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来自江苏、湖北、安徽、陕西、福建、海南、北京等省市。其中,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所大学的死伤人数就达6人之多。至于这一惨案中确切的死、伤数字,我想只能等待以后的时日来回答了。

现在,让我们忍着悲痛把思绪拉回到8964日的凌晨,看看这群青年男女在那辆疯狂的坦克袭来时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吧。

林仁富,遇难时30岁,已婚,生前为北京科技大学应届毕业博士生。3日晚,他和另一位研究生一起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4日凌晨,当戒严部队命令学生撤除广场时,两人遂推着自行车沿西长安街向六部口走去。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危险。当那辆坦克向他们袭来时,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坦克会从人群中碾压过去。可就在这刹那间,林顿时成了坦克履带下的冤死者。他死得不明不白。因为他并没有任何反抗,而且是按戒严部队的命令撤离广场的。林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这里原是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上有三兄一姐。林家众多子女中他是唯一进入高等学府的,遇难时即将取得博士学位,且已联系好于当年10月赴日深造。林在他的同龄人中本来是个幸运儿,他是林家的骄傲和希望,却在倾刻之间化成了灰烬。一位优秀青年,遭此厄运,世人扼腕;然而,在强权者的高压底下,人们唯有叹息而已。

董晓军,遇难时20岁,生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6级学生,两年前他刚从江苏北部的一个小县城考入北京。父母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儿子也深爱着自己的父母。64日凌晨,董随学生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撤离时,走在队伍的尾部。他也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那辆疯狂的坦克碾死的,尸体被碾得血肉模糊,不成形状。儿子死了,父母把骨灰抱回江苏老家掩埋在自己住家门前小溪对面的岸边。往昔的一切都已成为梦幻,唯有那由母亲的泪水汇成的溪流年复一年地呜咽着,控诉着那场惨无人道的杀戮。

王培文,遇难时21岁,生前与董晓军同属一所大学,且同属一个年级。老家在陕西省咸阳市。64日凌晨,王与董同时撤离天安门广场。董在排尾,王则在排头。他也被那辆疯狂的坦克轧死,尸骨粉碎。90年代初,我曾按友人提供的地址给死者亲属写过一封信,也曾向他们转达过来自海外留学生的人道捐款,但始终没有收到对方的回信。以后我又曾做过努力,但没有结果。我想,这多半是出于恐惧吧。

田道民,遇难时22岁,湖北石首市人,生前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64日凌晨,在六部口被毒瓦斯薰倒在地,随后被开过来的坦克碾掉了左边的半个脸,其中一只眼睛完全被碾掉。当时被送往北京市急救中心,但已无法救治,当即死亡。田的父母都是农民,家境贫寒,有兄弟姐妹8人,唯有他一人上了大学,他是这个家庭的唯一希望。田死后其家属把他的骨灰从北京抱回家乡石首市高陵镇栗林嘴村安葬,父母至今一提起死去的儿子仍痛苦万分。

龚纪芳,女,遇难时19岁,生前为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88级本科生,内蒙包头市人。64日凌晨,她随学生队伍撤离天安门广场,至六部口,遇坦克施放毒瓦斯,仓皇躲避时臂部中弹倒地,而且中的是炸子。她被送北京市急救中心,终因抢救无效身亡。她虽不是直接被坦克碾死的,但如果不是因为那辆坦克施放了毒瓦斯,也许她还不至于死于非命。

下面是伤者:

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应届毕业本科生。4日凌晨,他随学生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撤离至六部口时,正遇上那辆狂奔的坦克猛冲过来。当他发现坦克正向着身旁的一位女同学碾去时,便立即猛力把这位女同学推到了人行道上,可他自己却已躲避不及,倒在了坦克的履带之下,且被坦克拖了很长一段路程,以致昏死过去。他被送往积水潭医院抢救,为保住性命,不得不锯去双腿,从此成为残废,终生与轮椅、双拐为伴。然而,厄运并没有到此为止,方在治伤期间,学校当局仍不放过他,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且不给他分配工作。方凭着他不屈的意志,在亲友的帮助下,去遥远的海南自谋生路。岁月对他来说是艰难的,但他不甘于成为生活的弱者,始终不息地向厄运挑战。由此,他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

王宽宝,北京科技大学(原钢铁学院)硕士生。64日凌晨,随天安门学生队伍撤离至六部口时,与林仁富推车走在自行车道上,那辆疯狂的坦克碾压过来时,林当场轧死,王骨盆碾碎,送宣武医院医院救治,连续一周处在病危之中。在最初的几年里,医院为他做过多次大手术,伤口却迟迟不能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次手术。他曾给我看过受伤的部位,不忍目睹,整个臀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但他同样有着不屈的意志,终于学有所成。

在这场由那辆疯狂坦克造成的血案中,死伤者最多的是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除两人被碾死,还有四位被碾伤。他们是: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单连军。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有的被碾成重伤,有的留下了终身残疾。

 

此外还有两位伤者:一位名叫权锡平,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他在躲避坦克时被子弹击中右大腿内侧神经,腿大动脉及坐骨神经分支被打断,现右腿呈萎缩状态。

另一位名叫刘华,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他与方政同时被坦克碾伤,后脑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后截肢。

这里还应该提到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女学生。64日凌晨,她参加了民众自发组成的一个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一带抢救伤员。可是,那辆发了疯的坦克竟丧心病狂地压向了这位善良的女学生,把她的一条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可是,开坦克的人难道也不长眼睛吗!连一个救死扶伤的女孩子都不放过,天下还有比这更惨无人道的吗!

我常常想,在战争年代两军交战时,对敌方缴械的士兵尚且还得放他一条生路,为什么对那些已经按命令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却不能放过!何况他们都手无寸铁,何况他们在撤退时没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时期竟如此残忍地滥杀无辜,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下令把坦克开进北京城的人,就象那辆疯狂的坦克一样,已成了完全丧失理智的疯子。人们难道能期望疯子做出合乎人类理性的事情吗!

多少年来,我总想弄清楚这辆坦克所属的部队,弄清楚这支部队的现场指挥员。几年前,我得到了那辆疯狂坦克的番号,可惜,在我多次被迫转移存放在家里的资料时,竟把当时记录下这个番号的一张纸片丢了。我期望有那么一天,那辆坦克能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那场血案的罪证。

补遗:这篇《实录》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总觉得还有一些话要说,那是有关上面这些死难者的父母和亲属的。一场劫难过后,留给他(她)们的是那无尽的苦难。

林家生活在一个城市的底层,盼着儿子学成之后来改善全家的境遇,可一夜之间他们的希望成了泡影。林仁富的父母一直在贫困中受煎熬,人们很难想象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林家还买不起一台彩电。前些年林母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我,她终于用转给她的人道捐款买了一台19寸的彩电,两位老人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视了。我听了这话却无法高兴起来,心里只有一种苦涩味儿。林母是个不识字的妇女,起先收到捐款后都由别人代为签收。后来接受我的建议,终于练习着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我每次收到她寄回的收据,总会想到她的儿子。一个一辈子都不会写字的老妇人,如果她的儿子在,还用得着再学吗?两年多前,八十多岁的林父终因熬不过病魔的折磨离开了人世,临终时嘴里还念叨着:我找仁富去了!这时,他的话只有老伴才听得明白了。

由于林母她很早就参加了难属群体的联署活动,由于她常常往北京或无锡给我打电话,她居然受到当地安全部门的威吓和警告。但她始终没有在当局的淫威下屈服。她的回答很干脆: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问你们,我好好一个儿子是怎么死的?来人诈唬她:你是不是又收到北京的信了?是不是丁子霖又给你寄钱来了?她还是那样干脆地回答:谁为我讨回公道,我就跟谁在一起!每年的敏感时期,她知道我常常遭到当局的骚扰和监控,就常常来电话给我撑腰。她的福建口音我很难听懂,但我知道她这是在安慰我。我和这位老母亲以姐妹相称,如今已是多年了。

我与董家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后来,董的父母来信告诉我,当地的公安警察找到了他们门上,警告它们不准再与北京方面联系。为了不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精神上的困扰,我不得不暂时中断了与他们的联系,然而我却总是放心不下。我一直想去探望他们,因为无锡与苏北董家仅一江之隔,路程不远。但我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1997年的秋天,正好有一位北京的难友去无锡我的寓所小住,我就托他在返京途中前去探望。不久,那位难友给我带来了他与董的家人的合影。我这才知道,董晓军的祖父还健在,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但从他脸上那深深的印痕,不难想见他孙儿的死给他带来的打击。

关于伤残者方政,想必朋友们都有所了解。在六四十周年的时候,他曾写过一份证词,我不想在这里重复了。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他想从事残疾人体育事业,但因为他的六四伤残者身份,路又被堵死了;他在海南开过临时的小卖部,因难以维持停业了;后来,他与别人合伙开了个小饭铺店,却又不慎失火焚毁了。不得已,他从海南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安徽合肥,在朋友的资助下,夫妻俩又开了一所规模不大的美容院,但不久又因亏损而停业了。现在,他又利用仅有的文化知识搞起了家教,以此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最近我与通了电话,问他境况如何,他说现在生活还勉强过得去。命运对方政来说是残酷的,但他始终自强不息,虽屡遭失败,却从不气馁。他是15年前那场劫难的受害者,但他保持了89那一代人的尊严和骨气。(丁子霖执笔 2005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