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实在太年轻太可爱了”

叶伟航，男，1970年2月10出生于北京，遇难时年仅19岁零4个月；生前为北京市57中高三二班学生，班长，即将毕业。

1989年6月4日凌晨，叶伟航于木樨地车站附近遭枪击，4日凌晨2时许死于海军总医院。他身上连中三弹，一为左臂贯通伤，一为右胸封闭伤，一为后脑部闭合伤；很显然，那后脑部的一颗子弹是致命的。

叶伟航的母亲尹敏在谈到他儿子遇难的情况时，无法扼制内心的悲愤。她说：“我是医生，那天晚上我正好去给一个患高烧的小孩看病。从患者家里的六层窗户可以一眼望见对面楼里我家的小房间，我看到儿子正伏在灯下专心致志地复习功课，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晚9点半我回到家里，告诉伟航：听说外面开枪了，你千万不要出去。伟航回答我说：‘妈你放心，考上大学是我的最大心愿，我不会出去的。’我当时相信了孩子的话。”

那天晚上，尹敏安顿好孩子后，控制不住对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愤慨，便独自去了附近的白石桥十字路口。

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来到白石桥路口时，那里已聚集了很多人。人们纷纷议论有人从木樨地方向传来消息，证实戒严部队开枪打死打伤了很多老百姓。有一位大学生从前方检回来的一把子弹，我向他要了两颗，其中一颗很长，约有10cm左右；另一颗形似一个扁圆的小灯笼，后来听说叫‘炸子’。我至今仍后悔没有把这两颗子弹留下来，因为这是军队开枪杀人的铁证。”

尹敏继续回忆道：“大约在4日凌晨两点左右，我忽听有人喊‘解放军过来了！’当时人们都很惊恐，迅速往四下散开，但后来又听说这些士兵手里没有枪，大家又放大胆子上前询问。我看到大约有三、四十名士兵，年龄都很小，有人脸上还有血迹。看到有民众围上来，一个当官模样的军人向大家喊道：‘我们是从民族文化宫后面祖家街跑出来的，我们没有想到打得那么惨，我们不想再打了。’他还告诉大家，他们是丢下武器一路逃出来的。我看得出这些士兵都很慌张、无奈，于是我拉住一个士兵说：‘你们千万不要再打老百姓了。’那个士兵流着眼泪点点头。后来这股部队向香格里拉饭店方向撤退了。当时我想，这些临阵脱逃的逃兵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然而，这位善良的母亲怎么也想不到，也正是在她为那些逃兵担忧的时候，灾难竟然落到了她自己的头上。几乎在同一时刻，也就是在4日凌晨两点左右，她的儿子、19岁的中学生叶伟航在复外大街的木樨地中弹倒下了，倒在了戒严部队的枪口下。

 

尹敏说起这件事至今难以平静，她说：那天夜里我从白石桥回到家里，发现儿子已不在家里了。儿子的书桌上还摊着一本语文课本，那翻开的一页，正好是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在书桌上，儿子还留下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应该笑着面对人生，不管一切如何。”

尹敏说：当时她看到这个纸条后，直觉到事情不好，顾不上别的，转身直奔住家附近的大街，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一转眼之间，儿子竟遭遇到了与63年前的刘和珍君同样的命运。尹敏说她至今仍珍藏着儿子留下的那个小纸条，每次翻开它来，心都如刀绞似的。她说：“那个晚上我从患者家里隔楼相望的那一眼，，竟成了我们母子俩最后的诀别！”

尹敏说，根据她的一位同事回忆，叶伟航是4日凌晨0点15分左右骑车离家的，当时外面的枪声已响成一片。可以想见，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再也无法呆在家里了，终于放下手里的功课离开了家。

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参与者不仅有大学生，而且还有不少中学生。在随之而来的那场大屠杀中，就有好几位中学生同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遇难了。他们是人大附中的蒋捷连、月坛中学的王楠、57中的叶伟航、95中的张建、铁路三中的齐文，雪花电器公司技术学校的周欣明，此外还有190中的一位姓名不祥的中学生。我想这些名字将被人们所记住。

叶伟航是一个思想深沉的孩子。作为母亲，尹敏永远不会忘记儿子生前和她的一次谈话。那是在1989年5月中旬的一天，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大学生的绝食抗争正处于高潮时期，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声援，要求政府尽快与学生对话。此前叶伟航已多次去过天安门广场。他当时非常焦急，对政府拒绝与学生对话感到非常失望。尹敏回忆说：那天儿子拉她出去散步，儿子对她说：“妈，我觉得这些大学生太可怜了，政府太无能。我不想在国内上学了，如果你有钱的话，能不能支持我出去上学？”当时尹敏听儿子说出这样的话，心里一愣，感到他虽然还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却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觉得儿子一下子长大、成熟了许多。

灾难的突然降临，母亲犹如掉进了万丈深渊。尹敏谈起她那天在海军总医院见到儿子遗体时的情景，她说：“那天亲属和同事在海军医院找到儿子后，都不让我去医院，说是要为儿子穿好衣服后再让我去。后来亲属们扶着我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我看到那里一切都已收拾得干干净净，儿子穿着一身西装安静地躺在灵床上。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抱着孩子放声痛哭。儿子实在太年轻、太可爱了，他是我的希望，我的未来啊！当我抚摸他的头部时，发现他的后脑有一个核桃大小的枪洞，这是医生抢救时没有发现的。第二天火化时，我又发现伟航的脸已完全变的乌黑了，身上还有三条约两寸多宽的淤血伤痕，可见他临死前还遭到戒严部队的毒打。实在太残忍了，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呢！”

据一位抢救过叶伟航的大夫讲，当时叶中弹后是由四位青年轮流背着他送往该医院的，当时还有一些气息，但是，他受的伤实在太重了，虽经全力抢救，最后还是没有保住性命。

叶伟航遇难的消息，很快传到他就读的学校，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老师和同学都十分难过，都说伟航是一位好学生。学校为伟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但是，事后学校领导却遭到了有关部门的追查。

母亲当时无法确知儿子遇难的地点，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说她一直想要找到这个地点。事隔数月，她终于在一次睡梦中梦见了儿子遇难的地方。为了证实梦中所见，第二天上午她去了木樨地。她找啊找啊，果然找到了一处与她梦中情景相符的地方──木樨地车站路北往东100米一栋宿舍楼前的街心花园处。她说她确信儿子就死在这个地点。在以后的几年里，她每年都要到那里去看一看。现在这个街心公园已被拆除，变成了一座立交桥，就是想去看看也不可能了。

她说，儿子遇难后，她不忍心将他的遗骨埋葬在荒郊野外。为了慰藉孤寂的心灵，她把儿子的骨灰安置在自己家中的卧室里。她说她常常与儿子聊聊心中的苦闷和思念之情，说说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几年后，她离家去海南谋职，从儿子的骨灰中分出一掬带到海南，撒向了大海。她说，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海上风浪很大，而她的心情也像大海一样难以平静，回到住所，她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下面的话：

“刻骨铭心的痛苦日子，今天为我失去的航儿祈祷！……爸妈到琼州海峡将鲜花洒向大海，让大海的波涛带去我们无尽的思念，让你在鲜花的陪伴下和着大海的涛声与我们共同度过这难忘的日子。”

剩下的骨灰，她说至今仍然安放在家里，作为父母，将陪伴儿子直至终生。她说此生此世留在她心灵的伤口是不可能愈合的，留着儿子的骨灰，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

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桩往事。那是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前夕，我们这些受难亲属为死去的亲人举行了一个集体的追思祭奠仪式，灵堂就设在我家的大厅里。那天傍晚，当时正在老家探亲的尹敏闻讯立即赶回了北京，下了火车连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连一口热饭都没有吃，就直奔我家里来了。当室内响起哀乐，大家为死者肃立默哀时，她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悲痛，突然对大家说：“我想哭！”随之放声恸哭起来。顿时，寂静的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抽泣。

也正是在那一年，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六四”元凶李鹏的起诉书。为此她提供了证词，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专访。她是我们这个群体中勇敢地站出来谴责和控诉“六四”大屠杀的母亲之一。她呼吁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运用法律来维护人间的正义；她要求重新调查“六四”，还“六四”以本来面目，严惩杀人凶手，以此告慰遇难亲人的在天之灵！

尹敏为我们这个母亲群体做了很多事情。她和我们一起查找、寻访了很多位“六四”死难者亲属，并给予这些难属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安慰。为了为死者讨回公道，我们难属群体从95年开始向人大常委会发出公开信，就公正解决“六四”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的三项要求，尹敏是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之一。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的每次联署活动，她义无反顾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尹敏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位母亲，她为人正直，心胸坦荡，勇于承担。去年“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被软禁在家里，她就同张先玲女士一起承担起了前往最高检察院递交公开信的任务，从此，她也成了北京市公安当局的重点监控对象。今年元月17日，赵紫阳先生病逝，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中遭到软禁的竟有八位之多，尹敏也是其中之一，但她毫无惧色，始终对当局的暴行坦然相对。她是我们这个群体中又一位勇敢的母亲。（丁子霖根据尹敏证词重写 2005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