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Box: 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他实在太年轻太可爱了

叶伟航,男,1970210出生于北京,遇难时年仅19岁零4个月;生前为北京市57中高三二班学生,班长,即将毕业。

198964日凌晨,叶伟航于木樨地车站附近遭枪击,4日凌晨2时许死于海军总医院。他身上连中三弹,一为左臂贯通伤,一为右胸封闭伤,一为后脑部闭合伤;很显然,那后脑部的一颗子弹是致命的。

叶伟航的母亲尹敏在谈到他儿子遇难的情况时,无法扼制内心的悲愤。她说:我是医生,那天晚上我正好去给一个患高烧的小孩看病。从患者家里的六层窗户可以一眼望见对面楼里我家的小房间,我看到儿子正伏在灯下专心致志地复习功课,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晚9点半我回到家里,告诉伟航:听说外面开枪了,你千万不要出去。伟航回答我说:妈你放心,考上大学是我的最大心愿,我不会出去的。我当时相信了孩子的话。

那天晚上,尹敏安顿好孩子后,控制不住对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愤慨,便独自去了附近的白石桥十字路口。

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来到白石桥路口时,那里已聚集了很多人。人们纷纷议论有人从木樨地方向传来消息,证实戒严部队开枪打死打伤了很多老百姓。有一位大学生从前方检回来的一把子弹,我向他要了两颗,其中一颗很长,约有10cm左右;另一颗形似一个扁圆的小灯笼,后来听说叫炸子。我至今仍后悔没有把这两颗子弹留下来,因为这是军队开枪杀人的铁证。

尹敏继续回忆道:大约在4日凌晨两点左右,我忽听有人喊解放军过来了!当时人们都很惊恐,迅速往四下散开,但后来又听说这些士兵手里没有枪,大家又放大胆子上前询问。我看到大约有三、四十名士兵,年龄都很小,有人脸上还有血迹。看到有民众围上来,一个当官模样的军人向大家喊道:我们是从民族文化宫后面祖家街跑出来的,我们没有想到打得那么惨,我们不想再打了。他还告诉大家,他们是丢下武器一路逃出来的。我看得出这些士兵都很慌张、无奈,于是我拉住一个士兵说:你们千万不要再打老百姓了。那个士兵流着眼泪点点头。后来这股部队向香格里拉饭店方向撤退了。当时我想,这些临阵脱逃的逃兵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然而,这位善良的母亲怎么也想不到,也正是在她为那些逃兵担忧的时候,灾难竟然落到了她自己的头上。几乎在同一时刻,也就是在4日凌晨两点左右,她的儿子、19岁的中学生叶伟航在复外大街的木樨地中弹倒下了,倒在了戒严部队的枪口下。

 

尹敏说起这件事至今难以平静,她说:那天夜里我从白石桥回到家里,发现儿子已不在家里了。儿子的书桌上还摊着一本语文课本,那翻开的一页,正好是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在书桌上,儿子还留下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应该笑着面对人生,不管一切如何

尹敏说:当时她看到这个纸条后,直觉到事情不好,顾不上别的,转身直奔住家附近的大街,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一转眼之间,儿子竟遭遇到了与63年前的刘和珍君同样的命运。尹敏说她至今仍珍藏着儿子留下的那个小纸条,每次翻开它来,心都如刀绞似的。她说:那个晚上我从患者家里隔楼相望的那一眼,,竟成了我们母子俩最后的诀别!

尹敏说,根据她的一位同事回忆,叶伟航是4日凌晨015分左右骑车离家的,当时外面的枪声已响成一片。可以想见,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再也无法呆在家里了,终于放下手里的功课离开了家。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参与者不仅有大学生,而且还有不少中学生。在随之而来的那场大屠杀中,就有好几位中学生同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遇难了。他们是人大附中的蒋捷连、月坛中学的王楠、57中的叶伟航、95中的张建、铁路三中的齐文,雪花电器公司技术学校的周欣明,此外还有190中的一位姓名不祥的中学生。我想这些名字将被人们所记住。

叶伟航是一个思想深沉的孩子。作为母亲,尹敏永远不会忘记儿子生前和她的一次谈话。那是在19895月中旬的一天,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大学生的绝食抗争正处于高潮时期,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声援,要求政府尽快与学生对话。此前叶伟航已多次去过天安门广场。他当时非常焦急,对政府拒绝与学生对话感到非常失望。尹敏回忆说:那天儿子拉她出去散步,儿子对她说:妈,我觉得这些大学生太可怜了,政府太无能。我不想在国内上学了,如果你有钱的话,能不能支持我出去上学?当时尹敏听儿子说出这样的话,心里一愣,感到他虽然还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却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觉得儿子一下子长大、成熟了许多。

灾难的突然降临,母亲犹如掉进了万丈深渊。尹敏谈起她那天在海军总医院见到儿子遗体时的情景,她说:那天亲属和同事在海军医院找到儿子后,都不让我去医院,说是要为儿子穿好衣服后再让我去。后来亲属们扶着我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我看到那里一切都已收拾得干干净净,儿子穿着一身西装安静地躺在灵床上。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抱着孩子放声痛哭。儿子实在太年轻、太可爱了,他是我的希望,我的未来啊!当我抚摸他的头部时,发现他的后脑有一个核桃大小的枪洞,这是医生抢救时没有发现的。第二天火化时,我又发现伟航的脸已完全变的乌黑了,身上还有三条约两寸多宽的淤血伤痕,可见他临死前还遭到戒严部队的毒打。实在太残忍了,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呢!

据一位抢救过叶伟航的大夫讲,当时叶中弹后是由四位青年轮流背着他送往该医院的,当时还有一些气息,但是,他受的伤实在太重了,虽经全力抢救,最后还是没有保住性命。

叶伟航遇难的消息,很快传到他就读的学校,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老师和同学都十分难过,都说伟航是一位好学生。学校为伟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但是,事后学校领导却遭到了有关部门的追查。

母亲当时无法确知儿子遇难的地点,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说她一直想要找到这个地点。事隔数月,她终于在一次睡梦中梦见了儿子遇难的地方。为了证实梦中所见,第二天上午她去了木樨地。她找啊找啊,果然找到了一处与她梦中情景相符的地方──木樨地车站路北往东100米一栋宿舍楼前的街心花园处。她说她确信儿子就死在这个地点。在以后的几年里,她每年都要到那里去看一看。现在这个街心公园已被拆除,变成了一座立交桥,就是想去看看也不可能了。

她说,儿子遇难后,她不忍心将他的遗骨埋葬在荒郊野外。为了慰藉孤寂的心灵,她把儿子的骨灰安置在自己家中的卧室里。她说她常常与儿子聊聊心中的苦闷和思念之情,说说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几年后,她离家去海南谋职,从儿子的骨灰中分出一掬带到海南,撒向了大海。她说,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海上风浪很大,而她的心情也像大海一样难以平静,回到住所,她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下面的话:

刻骨铭心的痛苦日子,今天为我失去的航儿祈祷!爸妈到琼州海峡将鲜花洒向大海,让大海的波涛带去我们无尽的思念,让你在鲜花的陪伴下和着大海的涛声与我们共同度过这难忘的日子。

剩下的骨灰,她说至今仍然安放在家里,作为父母,将陪伴儿子直至终生。她说此生此世留在她心灵的伤口是不可能愈合的,留着儿子的骨灰,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

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桩往事。那是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前夕,我们这些受难亲属为死去的亲人举行了一个集体的追思祭奠仪式,灵堂就设在我家的大厅里。那天傍晚,当时正在老家探亲的尹敏闻讯立即赶回了北京,下了火车连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连一口热饭都没有吃,就直奔我家里来了。当室内响起哀乐,大家为死者肃立默哀时,她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悲痛,突然对大家说:我想哭!随之放声恸哭起来。顿时,寂静的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抽泣。

也正是在那一年,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六四元凶李鹏的起诉书。为此她提供了证词,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专访。她是我们这个群体中勇敢地站出来谴责和控诉六四大屠杀的母亲之一。她呼吁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运用法律来维护人间的正义;她要求重新调查六四,还六四以本来面目,严惩杀人凶手,以此告慰遇难亲人的在天之灵!

尹敏为我们这个母亲群体做了很多事情。她和我们一起查找、寻访了很多位六四死难者亲属,并给予这些难属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安慰。为了为死者讨回公道,我们难属群体从95年开始向人大常委会发出公开信,就公正解决六四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的三项要求,尹敏是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之一。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的每次联署活动,她义无反顾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尹敏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位母亲,她为人正直,心胸坦荡,勇于承担。去年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被软禁在家里,她就同张先玲女士一起承担起了前往最高检察院递交公开信的任务,从此,她也成了北京市公安当局的重点监控对象。今年元月17日,赵紫阳先生病逝,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中遭到软禁的竟有八位之多,尹敏也是其中之一,但她毫无惧色,始终对当局的暴行坦然相对。她是我们这个群体中又一位勇敢的母亲。(丁子霖根据尹敏证词重写 2005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