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Box: 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一缕剪不断的苦涩乡情

一位在六四惨案中罹难的青年人老家在苏南的太湖边上,恰好,我先生的家乡也太湖边上;而我,也是从小在太湖边上长大的。我们都是同乡人,然而,这位青年人留在家乡的,只是他的一掬遗骨。他在1989年那场大屠杀中倒下了,和我的儿子倒在同一个地方复外大街木樨地桥头。

这位死难者的名字叫陆春林,生前是我所在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因为是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在大屠杀过后不久我就知道了有关于陆遇难的消息,我也听说他死后他的亲人从江苏老家赶到北京,从学校抱回了他的遗骨。但以后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他的导师是我的同事,我曾通过他打听过陆在江苏老家的地址,却没有结果。说是当年处理陆的后事时北京气氛紧张,他在陆的亲属匆匆离京时没有顾得上要他们留下地址,而有关陆的全部档案都已封存,现在已不便再去查问。陆当年的一些同学也都散向各地,无从联系了。

又过了很长时间,我的案头终于出现了陆春林父母的家庭地址:某市,某县,某乡,某村,某生产小队,写得一清二楚。向我提供地址的人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是托另外的人转交给我的;然而他们都不知道陆的父母的姓名,因此我仍然无法写信与陆家取得联系。

1994年春节,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六四后因在89学运中参加高校对话团而被校方开除学藉的江棋生先生返故里探亲。他的家在苏南常熟,离陆春林父母所在的乡村只有半天路程,我就把寻访陆家的事情拜托给了他。但对这件事我一直感到有些唐突。心想苏南商潮滚滚,大家都为金钱忙碌,那里的人也许对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人很淡漠。一个陌生人贸贸然到村子里去打听,人家未必肯告诉,也许还会惹出一些麻烦。因此整个春节期间,我都放心不下。

半个多月过去了,江终于回到了北京,出乎我意外的是他带回了我所要知道的一切:死难者陆春林生前的照片,陆父母的姓名及确切地址,以及陆家遭难后的全部情况。江向我讲述了他寻访陆家的整个过程,情况完全不像我想象的。他说南方人虽然没有目睹六四屠杀,但都知道有个六四事件,而且至今提起来还忿忿不平。对于陆春林的遇难,那里方圆几十里地更是家喻户晓,都说陆春林是好样的,都为他年纪轻轻死去而惋惜。陆的父母常常为死去的儿子悲伤,但他们不仅没有遭受到周围人们的歧视,反而得到了众多乡亲们的关照。江说他那天来到陆家时,就有很多同村人前来帮着主人招待客人。也许人们想用这一股浓郁的乡情,去渐渐化解这对老人的哀伤。

当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心里得到很大的宽慰。这使我意识到,现在的世道确实变了。要是在过去,陆春林在人们的心目里是反革命;而陆的父母兄弟,就是反革命家属,在政治上一定会受尽歧视。因为那个年头老百姓都还相信共产党所做的一切是为人民谋利益,即使做错了,也是好心办坏事,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可现在不同了,因为开枪杀了人,而且杀了那么多。用机枪、坦克来对付自己的人民,怎么还能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呢?这个道理无论如何说不通。老百姓相信直理,不相信歪理,同情也就很自然地倾斜到了受害者一方。

1989年秋天,我和我先生带着丧子之痛也曾回过一趟家乡。家乡的人也都知道我们的儿子在六四事件中遇难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化解我们的悲痛,陪伴我们到名胜古迹去游玩。当地的一所疗养院还邀请我们去疗养,整整一个半月竟不收我们分文,而我们同这所疗养院里的人都非亲非故,他们完全是出于同情。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曾有过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这使他们的血液里深深埋藏着一股同情受伤害者的潜流;即使在竞相追逐金钱和财富的今天,这种同情心也并没有完全泯灭。

之后我与陆家又通过几次信,陆的父母不认字,信是托别人写的。从信中我又知道,陆的家乡虽然是地处太湖之滨的鱼米之乡,但陆家并不富裕。在陆家兄弟俩年幼的时候,父母为了抚养他们成人,还曾由母亲领着他们要过饭。因为是从小吃过苦,陆家兄弟自幼知道刻苦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后来又都先后靠上了大学。但是这样一来,陆家的负担更重了。两兄弟不仅不能为家里挣钱,反而要化去父母用汗水换来的有限收入。孩子是懂事的。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陆春林常利用假期开辟经济来源。就在他遇难前,手头还有一部译稿尚未完成,他本来是想用所得稿费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陆遇难后,父亲把这部未完成的译稿保存了下来。他母亲曾在托人写给我的信中向我谈起这件事,她说她儿子生前没有吃过一顿好饭,没有穿过一身好衣服,很少向家里要钱,她很对不起他。

大概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吧,陆的家人多次来信邀我去他们家相聚,一片盛情令我感动。来信还说,陆母因思念死去的儿子,度日如年,积劳成疾,所以他们也希望我能亲自去开导开导这位老人。我又何尝不想去看望两位老人呢?但1994年那个时候,我几乎常年遭受到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没有出门远行的自由,我也不想把这种不自由带给善良的故乡人。

然而,我心里总是放不下那位老母亲。终于,在19954月底的一天,我趁居住在无锡农村亲戚家的便利,独自去了陆家。那里是典型的太湖水乡,所经之处,河网纵横,村民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手摇的小木船和水泥制成的机帆船。但我从无锡出发,无法坐船,只能乘火车、长途车及农用的蹦蹦车。我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离陆家不远的一个地方,农用车在一片田地边停下了。车主告诉我,前面只有田间小路,车子无法通行,只能步行了,一问尚有两三里路,约莫到了中午时分,我总算找到了陆家。

这天陆家两位老人恰好都在家里,陆母一见到我,禁不住相抱痛哭。她一口吴语,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这是为啥呀?这是为啥呀?我知道她说的是儿子的死,但一言半语我怎么能说得清楚呢。在这样的时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

 

陆母拉着我进屋、坐定。这时我才发现,陆母身上穿的还是用自己机织的土布缝制的旧式海蓝布衫,头上还扎了一块白头巾。这是我小时候熟悉的农家装束,想不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江南的农村,仍可见到这样的服饰。

当天晚上,两位老人把我安排在陆春林生前住过的房间。老父亲亲自打开了已尘封多年的一张书桌的抽屉,让我翻看春林的遗物。我发现,所有儿子读过的书、用过的东西,哪怕是一张发黄的纸片,都完整无损地保留着。其中包括春林生前未完成的译稿。陆的老母亲告诉我,她至今都不敢翻看儿子生前的遗物和照片。她说她一看到儿子生前用过的东西,就忍不住哭泣。

这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耽在这空荡、阴冷的房间里,头脑里似乎装得满满的,又似乎空无一物,只觉得一股彻骨寒气穿透了我的整个心肺。

1995年是我们六四难属群体第一次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人大通过立法公正解决六四问题。那次去看望陆家,我带去了公开信的初稿,想听听两位老人的意见。我考虑到他们在乡间的处境,本不想征集他们签名的。但当我把初稿念给他们听后,两位老人二话不说,要求我一定把陆父陆马生的名字写上。他说他要是不写上自己的名字,就对不起死去的儿子。

第二天,我告别陆家从原路返回无锡住地。临别时,陆母拉住我的手,噙着眼泪不停地对我说:丁老师,你要再来啊!你要再来啊!我不断回答:我会来的!我会来的!却不忍再回头看一眼两位老人。

第二年的秋天,难友张先玲女士南下来无锡我家里小住,我告诉她去年春天我曾去看望过陆家。她说她也想去看望一下两位老人。于是,由我带路,先玲与我丈夫一行三人,第二次来到陆家。

这次去陆家,已不再陌生,就像走亲戚似的,更令两位老人惊喜的又来了一位北京难友。傍晚时分,由两位老人陪同,我们一起去为死难者陆春林扫墓。春林的骨灰埋在陆家的一块桑园里,我去年春天去扫墓时,桑树的枝条刚放出新绿,这次枝条上已是光光的了。春林的老父为亡儿摆上酒杯,老母在墓地点上香烛,烧了纸钱,喃喃地对着儿子说:春林啊,丁老师、蒋老师、张老师看你来了。站在一旁的我们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不忍心看着两位老人过度悲伤,就尽快地陪着他们离开了墓地。

次日清晨,我们在离开陆家之前,春林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拿给我们一张白纸片,一看上面盖了十多个私人印章。他说,他们两人都不认字,以后再有签名活动,勿需征求他们的意见,就以印章为证。这薄薄的一张纸片,既是对我们的一份重托,也是两位老人的不移信念。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每次都把公开信的文本寄给他们,由有文化的家人念给他们听。有一年不慎在公开信的签名中漏掉了两位老人,事后,他们特地给我打来电话,询问为何没有他们的名字。这以后我们都格外小心,生怕再有类似的遗漏。

那天,为了使这对老夫妇在悲苦的生活中得到一些安慰,让他们高兴一些,我们特地在当地雇了一条机帆船,顺便陪他们去苏南的一个古镇玩了一天。他们所在的村子虽然地处江南河网之中,有很多条水路连着这个小镇,但是,两位老人从来没有去这个小镇玩过。为生活奔波的当地农民,没有外出旅游的兴致,何况他们的儿子不在了,已经永远失去了欢乐。两位老人无心游玩,早早乘船由原路回家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对于这两位老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份能使他们冰冷的内心温暖起来的纯真乡情。(丁子霖执笔 2004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