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Box: 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又一位北大学生喋血于木樨地

在我们公布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中,已确定为北京大学学生或教师的有三人。他们是化学系讲师肖波、与肖波同一个系的学生孙辉,以及数学系学生严文。这三位死难者的线索,都是北大的员工向我提供的。

在六四大屠杀后到处弥漫着萧杀、恐怖气氛的日子里,首都高校中一些遇难学生的名字作为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地在学校和社会上传播着。这些消息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其中也有北大的,而且据说有一位还是教师。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些死难者的亲属。后来,也许是我开始寻找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消息辗转传到了北大,遂有北大的人悄悄把他们知道的死难者线索送到我的手里。我们今天能记录下上述死难者的名字,我们能同这些死难者的亲属取得联系,这些死难者的母亲今天能够成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员,都与最初向我们提供线索的北大人有关。我不便公布他(她)们的姓名,但我要感谢他们,今天站起来的天安门母亲要感谢他们。当年他们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宣言、声明之类来谴责那场大屠杀,但他们是一些有良知的人,他们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想,这些年来肖波和孙辉的名字已为大家所熟知。我这里要说的是严文。

记得当年一位北大职工把严文亲属的线索交到我手上时,我正处于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于是,我把初访严家的事情转交给了张先玲女士。过了一些日子,我家门口的便衣撤走了,我便在一天的傍晚随张先玲女士拜访了严家当时严家就住在三里河国家计委的宿舍楼里。

一路上先玲叮嘱我要作好思想准备,她说严家父母的精神状态十分不佳,胆小怕事,说起话来战战兢兢;而且,他们都不太愿意与外界接触,似乎对生活也已失去了兴趣。她说:她第一次去严家时,就觉得这家人有点特别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好像是故意弄得凌乱不堪,连下脚的地方都难找到。

那天我们严家,是严文的母亲谭大姐给我们开的门。当时她正在做晚饭,便与我们在厨房外面的门厅里说话。先玲把我介绍给她,她表情木然,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说她刚刚下班,屋里很乱,不便请我们去里屋坐。但我们瞥见她的老伴就在里屋坐着,也没有其他客人在里面。这分明是不欢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这次我们在门厅里站了几分钟,只说了几句话,就动身告辞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按时给严家送去人道救助款,送去海外寄来的慰问信卡,我们也给他们寄去一些通报情况的信件什么的。一年,两年,三年严家没有同我们联系过,我们也再没有去看望过他们。我们觉得,应尊重各家难属自己的意愿,决不能强加于人。在此期间,我们这个受难群体渐渐壮大了。也许,严家的两位老人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也许他们已对我们这个群体有了较多的了解,严文的母亲谭大姐终于改变了对我们的拒斥,开始与我们联络了。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们自然非常高兴。人心都是肉长的,毕竟是有着共同苦难、共同命运的母亲啊。中间有过一段时间,严家因所在地区要拆迁,两位老人一连搬了好几次家,他们怕我们无法同他联系,就主动把新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们。从此,谭大姐加入了我们群体的联署活动,成为我们难属群体中的新的一员。

去年隆冬季节,我与先玲又一起去拜访了严家。这是我与谭大姐第二次见面,中间一晃就是十年。严家早从三里河计委宿舍搬走了,现在的新居是在城南铁路边的长春园,。

这次见面,发现谭大姐真的变了,变得判若两人,我都不敢认了。但我相信这次见到的,才是真实的她。人要是被不可抵御的恐惧所慑服,就会整个地失去自我;而一旦从心理上解除了这种恐惧,也就会复归到原先的自我。我完全能理解早先谭大姐对我们的冷淡。像我们这些突然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在心理和心灵上一般都会留下或轻或重的病症,常常会做出一些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来。我不相信这种病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完全消失,但我相信我们会渐渐地恢复自信,并增强自控的能力。

午后的阳光从窗子投入室内,室内有了暖意。谭大姐头发剪得短短的,看起来很精神。她的湖南口音很浓重,说话也很快。那天,她终于向我们敞开了心扉,要把十五年来深藏在心里的话向我们倾吐。

谭大姐夫妇俩都是湖南人。丈夫跟所有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青年时代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共产党,而且有幸被吸收加入了这个党。他1954年从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了国家计委,后来又转到了冶金部规划院。他一辈子兢兢业业,一直到年老退休。谭大姐本人是一位老会计师,她做事认真、事业心强,很早就掌握了会计的电算化。严家两个儿子也都很争气,两人同时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大儿子是数学系的博士生,小儿子是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提起小儿子严文,谭大姐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严文从小聪明,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保送到了全市的重点中学北师大实验中学。这个孩子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对文学很感兴趣,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家庭都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学文科,认为搞文的与意识形态打交道很危险。于是父母逼着严文在两个月内改学了理科。结果他考上了与哥哥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严文上了大学,仍不改对文学的特有兴趣,时不时编些小剧什么的。他在学校也很活跃,交了不少朋友,又是搞社会调查,又是搞社会问题讨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像许多同学那样,热情地投入了89年的那场运动。

严文在随后的大屠杀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23岁。

谭大姐告诉我们:当年的63日晚上,严文与同学一起携带一架摄像机去了木樨地,他们是想把当时现场的情况拍摄下来,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然而没有想到,严文不幸中弹了,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大腿。当时民众把他送到了海淀医院,但由于主动脉破裂,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谭大姐说:想不到这样的灭顶之灾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她说,她们夫妇俩一贯信任共产党,根本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会向老百姓开枪。因此,那几天外面的形势虽然已经很紧张,但她都没有把儿子叫回家里。然而现在再后悔还有什么用呢!最美好的东西已经毁于一旦,无法挽回了。

她说,严文的父亲性格内向,儿子的死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但是,更让人无法理解、无法承受的是,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还对他施加压力,逼迫他写检查,要他承认自己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天下居然有如此不讲道理的事情,平白无故地打死了人家的儿子,不谢罪、不赔偿,反而倒咬一口,怪罪于死者的父母!这胸中的郁闷,心灵的重创,导致了严父的精神分裂。

当年还不到60的他,现在已经73岁了,他的心灵的伤口也已无法愈合了。去年他与长子一起去金山陵园为严文扫墓的时候,他禁不住大声恸哭,从此病情日趋加重。他常常在梦中呼喊儿子的名字,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他对不起孩子。可见,当年他所在单位说他没有管教好儿子的那些话,在他的潜意识里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他,他已经难以自拔了。这些年,家人送他去了好多个医院,但所有的大夫几乎是众口一词,说他这是神经受到强刺激所致,不是一般性的老年痴呆。现在,老人已神志不清,瘫痪在床,只是苦捱时日了。

提起这些令人伤心的往事,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心里都很沉重,我们的泪水流到了一起。但是,人在经历过大劫大难之后,反而会变得沉着、冷静起来,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处世不惊之谓吧。儿子走了,老伴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要搁在别人身上也许是难以承受的,但谭大姐似乎对这一切都很坦然。她反而劝慰我们说: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下去,而且还要活得很长。她还说:我现在一想起严文心里就难过,觉得不能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现在事情越来越清楚了,只是是非被颠倒了,我想总会有一天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是啊!但愿这一天能早一点到来,因为有一些父母已很难再等待下去了。(丁子霖执笔 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