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再难,也要活下去

与难友刘秀臣的相识已有好多年了,我也曾多次去过他的家,但是,象这样面对面地促膝谈心却还是第一次。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怕触动她心灵的伤痕。这次难得的会面,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包括她内心深藏着的爱和恨。

刘秀臣原是一位复转军人,儿子遇难那一年她才45岁,在我们这个失去儿女的母亲群体中,她是最年轻的。那时她还是新街口电影院的职工,但不久就让她退休了。为了生计,她不得不在离家不远的一家饭店里找了一份活儿,清洁洗涤、择菜帮厨什么都做,每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但是,每年难友们相聚,不管多忙,她都会按时参加。这次深谈我才明白,她把我们一年一度的相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在她的生活中,有着太多的冷漠,却难得有一点温暖。

还是在许多年之前,刘秀臣曾经历过一场婚变。之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可以说尝够了人间的辛酸和艰难。她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戴伟身上。这孩子很懂 ,也很聪明,但为了减轻家里的困难,他在新街口职业高中毕业后很快就在和平门烤鸭店找了一份工作,成了一名厨师。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妈妈,还有什么比儿子能给家里挣钱更高兴的吗?然而,母亲的这份高兴并没有持续多久,在198963日的那个黑色周末,这位妈妈的希望顷刻间化成了泡影。

 

那一天的傍晚,北京街头的形势已变得异常紧张,但戴伟仍坚持要回店里值班。然而,当他行走到民族饭店那里的时候,戒严部队已封锁了道路,他想过马路却怎么也过不去了,于是只得转身往回走。正在这个时候,一颗子弹无情地穿透了他的后背,他顿时倒下了。据知情者说,当时戴伟受伤后被人们送到了邮电医院,但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死亡时间是64日的凌晨。但是,家人找到戴伟的尸体,却已经是三天以后的事了。一个年仅20的青年人,脚下的路还刚刚开始,只因为他忠于职守,在不该出门的时间,在不该去的地方,遇到了杀红了眼的人民子弟兵!

戴伟遇难后,他生前所在单位要按正常死亡来处理,一次性发给300元抚恤金就算了结。戴伟的母亲刘秀臣不同意这个处理,她也拒绝了那笔抚恤金。她对来人说:人死不能复生,但总得有个说法;戴伟是被无辜枪杀的,怎么能说正常死亡?她明确地告诉来人:她要的是一个公道!即使给她个五万、六万的,也抵不了她儿子的一条命。

一个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办什么事都难,处处受欺侮、受刁难,更何况还是一位六四死难者亲属。她说:一开始戴伟的遗体八宝山不给火化,后来好说歹说总算火化了,又怕把骨灰放在家里不安全,于是暂时放到了他奶奶家。后来又打算把戴伟骨灰安葬在他奶奶的老家,但当地人一听说是六四中打死的,说什么也不让埋。结果,花了很多钱才把戴伟的骨灰埋在了京郊昌平的一处公墓里。她说,她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儿子没有一个能让他安息的地方。因此,她在有生之年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把戴伟与他一起倒下的人们安葬在一起。她说她愿意在我们群体的公开信上签名,就是想早一天实现这个愿望。

说起这些伤心的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她告诉我说:在她儿子离开她的最初日子里,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常常神情恍惚,不能自持,以至于摔坏了膝盖。后来又突然下肢瘫痪,无法行走。再后来她又做了胆囊摘除手术,几乎每年都需要住院治疗。最后又因为流泪太多,两眼差点儿失去了视力。

我听着她讲述这些伤心的往事,心里明白,这完全是突如其来的超强刺激造成的。其实,据我们了解,她在儿子遇难后的一段时间里,曾一度患了精神失常的病症。这也正是我们以前不敢向她提起六四,尤其是不敢同她深谈的缘故。

然而,这些对她来说还并不是最残酷的。她在自己的单位里本是个先进工作者,但自从家里出了事,她就被当成了另类。就在她精神一度失常的时候,她所在单位竟派出了由六个人组成所谓工作组,以所谓照顾名,实际上把她看管了起来。在她精神稍稍恢复之后,她要求上半天班,又遭到了拒绝。而且还毫无人性地对她说:对你家的事还没有定呢!说不定还是反革命家属呢!这对一位刚刚被屈死了儿子的母亲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要她的命!她二话不说,抱了戴伟生前的一件羽绒服直奔西直门立交桥就要往下跳,幸好被戴伟生前的好友及时发现拉住了。这样的日子,就是不死也得被逼疯!

作为一个母亲,丧子之痛是永远无法平复的。她最怕过年,一到过年就想念戴伟,所以每当过年,她哪儿都不想去。15日是戴伟的生日,也是她最难熬的日子。有一年的这一天,她几乎是在失去自我意识的状态下,独自一人来到了京郊昌平埋葬她儿子的墓地。她的行动引起了当地一位放羊老汉的诧异。老汉一直盯着她,天快黑了,老汉上前劝她说:这位大嫂,快走吧!再晚就没车了。天那么寒冷,要是冻僵了从这山上掉下去要摔死的。这位善良的老汉一直把她送到了山下的车站。

戴伟的死不仅毁了他母亲的健康,而且株连到他妹妹的前途。妹妹生于1973年,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一直属班里的前几名,升学考试的成绩也超出了录取线。但是,报了几次学校都退了回来。后来她就业的单位有一个出国的名额,她本来是有资格去的,但就因为她哥哥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打死的,结果没有挑选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臣逐渐度过了精神危机期,开始变得坚强起来。

我们这个群体是在1995年开始形成的。那一年的526日,我们以公开信的形式正式向人大常委员会提出了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那时,在公开信上签名的难属还只有27位,而刘秀臣就是其中之一。此后,她不管是访亲会友,还是在工作场所,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人们讲述六四真相,宣传难属的三项要求。她向周围的亲友们表示:她不会再去做过去那种傻事了,日子过得再难,也要坚持活下去;只要能为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做什么她都愿意。

也许是她的一些言行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她所在西城区的国安部门多次去找她,威胁她说:你们成立集团了!你们违法了!还查问她与丁子霖、张先玲的联系。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没有团体,我们只要求讨回六四公道!后来便衣警察又换了一副面孔,装得关心似地对她说: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或什么活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气得她把留下的电话号码撕了。

那天她同我们的交谈,如泣如诉,令人心碎,平日里她那以泪洗面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位当年最年轻的母亲,现在也已快60了。在过去的年月里,她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在以后的日子里,但愿她不再遭受到伤害!

(丁子霖执笔 2004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