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Box: 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的证词

八九六四这个日子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渐渐远去,但它却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善良人的心中。因为就是在那一天,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成百上千无辜者的生命,并使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这一天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也唤醒了懵懵懂懂活了半辈子的我。

在前一天也就是63日的晚上,我最小的孩子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喋血于南长街南口,那里离天安门近在咫尺。他是为了追寻心中的正义,也是为了见证历史的真实而走上街头的。他被戒严部队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流血过多而死亡,死亡时间是64日凌晨3点半。

他还刚刚开始他的青春年华,却被没有一点人性的统治者残暴地虐杀了。

那时,王楠正在月坛中学读高二。他生性活泼,热情爽朗,又热衷于公益事务,乐于助人。他遇难前不久,月坛中学的教导主任马老师亲口对我说:王楠的品德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他尊敬老师,关心同学,是个很诚实可爱的孩子。王楠从紫竹院到月坛上学骑车要半个小时,在北京闹学潮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会在路上碰到那些去天按门的大学生。他对这次学生运动非常关注,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天安门拍照。有一次他想让我再给他一点钱去买胶卷,他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贵的镜头。我对他说:你不要太热心了,学生运动是会被人利用的。 他说:学生运动历来被人利用,但学生运动是激发民众的动力。有一次看国际新闻时,他对我说:您看这个镜头多么珍贵,如果没有人拍下来,事情的真相就会搞不清。五月十七日,他和另一位同学组织了本校学生的游行,以声援绝食的大学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怀着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顶红头盔,骑车离家直奔天安门的。他那时刚刚军训回来,这天他穿着一身旧军服,腰间扎着军训时战士送给他的一条新皮带 也许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别是那条真正军人用的新皮带,我们才得以认领到他的遗体。

那年的六月三日是个周末。晚饭过后,有几位朋友来我家聊天,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谈到政府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有一位朋友根据以往的经验说:共产党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然而,那时我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尚抱有幻想,根本不相信政府会用极端的手段来对付学生。这天王楠也在家里,他听到了我们的议论。当他洗完衣服准备回他的住处时(他住在另一栋楼),突然认真地问我:妈,你说会开枪吗?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帮那时四五运动都没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呢!为防备意外,我也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对我说:妈,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别忘了明天出太阳的话,替我把洗的衣服挂到阳台上去!想不到这句话竟成了我们母子俩的最后诀别。可怜的孩子啊,他怎么能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太阳升起了呢!

大约夜11点半的时候,我家的邻居告诉我,他看见王楠带着头盔,身穿军便服,背着书包骑车出了大门。我断定他是去天安门广场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彻夜未眠。伴随着一夜密集的枪声、隐隐约约的呐喊以及救护车凄厉的笛声,我担心孩子,担心学生,也为局势出乎意料的发展感到痛心,感到无奈,但我决没有想到杀戮竟如此的残酷,而且这杀戮竟会落到自己孩子的头上。

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间,看到他留下的纸条:妈妈,我去找同学了。看得出他一夜未归。我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却不见他回来。我听院里陆续回来的人述说着镇压的残酷,一种不祥的预兆袭上心头。

我们决定出去寻找王楠的下落。当天晚上,我们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都表示愿意帮着去寻找。他们从晚上到第二天,共去了24家医院,看到了许多被杀害的人,真是惨不忍睹。我的一个侄子从医院回来,见到我就放声大哭:姑姑呀,太惨啦,我看见有具尸体露在白布外的是一双裹过的小脚,还有不足一米的孩子!但是他们没有找到王楠。有人告诉我戒严部队还抓了不少人,有很多人就关在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也许王楠就在其中。从4号到14号,我们没有得到王楠的任何确切消息。于是我们向学校报了案,请他们帮助寻找。在焦急地等待的10天中,我的心受着痛苦的煎熬,头发开始变白,人也迅速消瘦。其实,那时我先生王范地已经从王楠寄读过的花园村中学得到了他的死讯,只是还不知下落。他怕我受不了,一直瞒着我,一个人强忍着巨大的痛苦,以至得了冠心病。

一直到614日,我终于接到了月坛中学的电话,说学校接到西城公安局的通知:护国寺中医院有一具无名尸,穿着、年纪和体貌很像是王楠,让我去辨认。那个时期,我先生正在参加国际比赛的工作,不在家,我由朋友陪同到了医院。在楼下的候诊室,医生们向我述说了事情的经过:这具无名尸是67日西城公安分局送来的。因为当时各医院的太平间已经满员,所以送到这个小医院。送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泥土,头部包有绷带,破了的眼镜和头盔上也沾满泥土。听送来的人说:这具尸体是从天安门西侧28中学(现改为长安中学)门前草坪里挖出来的,在王楠这个坑里共有三具无名尸。因为王楠身着军服,特别是系了一根部队正规的武装带,以为他是军人,所以送到这里准备确认身份。自67日开始,戒严部队已来过多次,证实他不是军人,才通知学校的。还说别处还有埋人的坑,只是那些确认为老百姓的无名尸已全都送去火化了。这个情况在我们以后寻访中得到了证实。

找到了王楠的尸体,在那个时候应该说的不幸中的万幸了,然而,在遗体火化问题上却不意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刁难:因为邓小平9日讲话诬指学生运动是反革命暴乱,火葬场接到命令,死者必须甄别才能火化。为此我们几经交涉无果,后来,因王楠的父亲是九三学社的成员,由北京市统战部通过市委与有关方面交涉才准许火化,那已经是622日,离王楠遇难快二十天了。那时的八宝山火化场依然有武装的戒严部队巡逻,而且运送尸体的车辆仍然挤满了院子,遇难的人数之多,由此可见一班。

614日那一天对我来说是永生难忘的。从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从此跌入了痛苦的深渊。那个时候,我不吃不睡,止不住地哭泣,身心濒临崩溃的边缘。亲人,朋友,邻居,包括素不相识的人们都来看望我,安慰我。从他们的关心和劝慰中,我逐渐冷静下来。我先生对我说:你不能这样下去,如果你有个好歹,我们这家怎么办?王楠的事还没搞清楚呢!我慢慢地清醒过来。是啊!我不能哭瞎了眼睛,更不能疯了。我要搞清楚儿子是怎样死的;他头上的绷带是谁包扎的;为什么埋在28中墙外。儿子为了记录下历史真实遇难了;我作为母亲,要为追查儿子遇难的真相而活下去。

这时范地告诉我,7号早6点左右花园村中学的一位老师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姓吴,外地人,是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队员。他向那位老师报告说:你校学生王楠,学号xxxxx,4日凌晨一点半在南长安街南口,头部中弹,抢救无效,三点半钟死亡。

我从我先生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想:那个能报出长长学号的人,一定是见过王楠的学生证,了解王楠遇难详情的。于是,我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那位救护队员,将我儿子遇难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

从此,我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诉说我儿子遇难的事情:在公共汽车上,在出租车上,在朋友家中,在别人来访的时候。终于,我找到了第一个见证人,一位光大出租汽车公司(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没有了)的刘姓司机。他一听我是王楠的妈妈,神情很惊讶地脱口而出:那是您的儿子呀!而后他向我描述了当时发生事情:那时他正在南长街,当戒严部队开着枪过来时,有一个小青年冲出去照相,但接着便中弹倒下了。当时有群众冲上去抢救,但戒严部队不准群众冲出街口,不许接近受伤倒下的人。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军人,她说:那是个孩子,求求你让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凶狠地用枪口指着她说:他是暴徒,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毙了谁。此时从南长街北口,先后开来两辆救护车,想到长安街上救人,来到街口被戒严部队挡住(出了南长街南口就是天安门前的长安街)。随车医生下来交涉,还是不准救护,车只好往北,原路返回。这真是令人发指的罪恶啊。即使两军交战也没有不准救护伤员的,而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政府不仅动用机枪、坦克杀戮老百姓,还不准救护伤员,天理何在?人性安存?

后来我又陆续找到两位见证人,他们所说的情况与第一位所说的完全相同。可叹的是在高压之下,他们都不敢出来做证。

既然王楠遇难的事实已经证实,那么又是谁给他包扎,又怎么把他掩埋了呢?我带着这些问题继续了漫无头绪的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另外一些遇难者的信息,我的心里也就不仅仅是丧子之痛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89年的11月的一天,终于有朋友来我家里,告诉了我吴姓青年的下落。他说他有一位亲戚在北大医院工作,从这位亲戚那里听说,该医院有一位刚毕业的姓吴的医生,63日那天夜里曾在南长街救过一个名叫王楠的中学生。我得到这个线索很兴奋,但当时还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我无法再委托别人去找吴医生,于是我直接给他写了封信,没有想到他居然给我回了信。901月的一天,他和他的三位同学来到我家里,将王楠的学生证、钥匙交还给了我。同时他们告诉我,当时除了一位女同学,其余三位都参加了救治王楠的工作,并一直守护到王楠死去。

在交谈中我这才知道,他们都是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在西单目睹群众被杀的惨状,出于义愤,自愿组织起医疗队。除该医学院的学生外,当时参加救治的还有东升医疗器械门市部的职员,他们是带着医药用品参加的。一位姓张的学生说:那时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置之度外。当时大街上人潮如涌,人声鼎沸,民众一边高呼打倒法西斯!一边组成人墙保护我们救护伤员。我亲眼看到一位人墙中的群众被击中,当场死亡。他们对我说:他们的医疗队随在戒严部队后面向东走,到了南长街南口已是两点多钟,他们发现王楠就倒在南长街南口的路边,而在马路对面,也有两人已经倒下。当时王楠已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的体温和心跳,眼镜是完好的,至于照相机等等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空书包。看到他的学生证后,他们想将他抬离现场,以便去医院抢救。士兵们找来一位军官,年纪较大,上校军衔(据说这支部队番号是51010),看到学生证后样子很同情,可听到医生们要抬他出去的要求,马上面现难色,说:那不可能,你们尽量抢救吧!医生们带的医疗用品都已用完,只有医疗器械门市部的人尚有最后一点绷带,他们给王楠包扎了伤口,做人工呼吸。但毕竟血流得太多了,这样简单的治疗是无济于事的。到了凌晨3点半钟的时候,王楠的生命终止了。这时,马路对面倒下的两个人也已死亡。于是,医生们收起了王楠的证件,写好了死亡证明书,清楚地记录了王楠的身份,年龄,中弹部位及死亡时间,同时也为马路对面的遇难者写了死亡证明,每份证明书上都有三位医生的亲笔签名。然后,再一次找戒严部队,希望能允许他们将王楠遗体送到医院,以便家人寻找。这次来的军官是一位年纪较轻的少校,态度非常蛮横,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准抬出去,你们也快走,否则都抓起来。那时天已拂晓,那位姓吴的医学院学生步行到六部口邮局,按王楠学生证上的地址给他生前借读过的学校花园村中学打了前面提到的那个电话。

早晨五点多钟,戒严部队赶走了守护在遇难者身边的学生们,又将戒严线向里推进了20米,并击毙了一名喊口号的青年。对于埋人的事,医生们一无所知。

我仍旧不息的追寻。一天,一位姓高的朋友对我说:他认识的一位西长安街派出所警察,这位警察曾经对人说过:他们在64日清晨接到一个命令,让该派出所的民警除必要值班的外,都带上铁锨等工具去长安街,帮助戒严部队打扫现场。到了那里他才知道,所谓打扫现场就是掩埋倒在长安街上的遇难者。据说早上七点有个卫星启动,会拍下这些尸体。

原来如此!他们这样匆匆忙忙地埋尸灭迹,是为了让中国的官方媒体放心地编造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

关于这件埋尸灭迹罪恶行经,我们还从原28中的看门人那里得到了证,他说4日拂晓有戒严部队敲门来向他借铁锨。

64日以后接连下了几天雨,本来埋得不深的尸体,浮土冲刷以后衣服都露了出来,再加上腐烂的气味,使得12号要开学的28中领导很为难。他们把情况报到上级,紧接着西城公安局和卫生局就组织人力把埋在此地的尸体挖走了。象前面所说的,除了王楠被怀疑是军人送到医院之外,其余的尸体都由公安局送去火化了。在我们以后的寻访中,就找到十几户人家的亲人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他们很可能就属于被火化的无名尸。

在半年多的寻找过程中,我上百次的叙述着王楠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流干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难不仅仅是我个人、我一家的,那是整个民族的苦难。我的儿子遇难后不久,我认识了丁子霖,从此我们一起开始了六四受难者的寻访活动。我渐渐从个人的悲痛中走出来,把这种悲痛转化为寻求真实、寻求正义的勇气,它支持我走过了十几年艰难的路程。丧子之痛不会淡忘,但分担别人的痛苦,也会减轻自己的痛苦。难属们的友谊、朋友们的支持是治愈伤痛的良药。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愿望,但集中起来,就是这十六个字: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共识,我想这也是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王楠的妈妈张先玲执笔 2004/3)

 

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