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Box: 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的证词

一位81岁的老母亲,在她儿子遇难十五周年前夕,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罗维下班后帮我做了晚饭,吃完饭,他还洗了碗,就坐下来看北京电视台的新闻。大约7点钟的时候,他准备骑车去天安门。当时,他的小侄女抱住他的大腿,说:叔叔不要走,陪我玩!罗维回答她:叔叔9点就回来,再跟你玩。那时罗维的父亲也对罗维说:你去干吗!那里人很多,恐怕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但罗维已同一位姓陈的好友约好在教子胡同口集合一同去天安门,也就没有听他父亲的劝阻,骑车径自走了。

那个晚上我总是放心不下,从9点钟起,每隔个把钟头我就起床去他的房间看一遍,但他的被子一直没动过;第二天早晨约5点,我又去看时,被褥依然未动。我忐忑不安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罗维的父亲。他当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他一听就猛地坐起对我说:糟了!恐怕象四五那样被关进去了(指1976年清明节由悼念周恩来引起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当时军警抓了很多人引者)!我随即下楼去马路口探望,却一眼见到附近电线杆上贴着的一张小字报,走前一看,见上面写着:惨!惨!惨!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上面还写着昨晚宣武医院死了多少人,别的医院又死了多少人,等等。我没有停留,急忙跑到报国寺路口,但见大街上一片狼藉,满地都是石块,卖菜的铁皮货摊横在马路中间。当时我想,要是被这些石块打着不死也是伤啊!

后来,罗维的妻弟从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找到了罗维;而在这同时,罗维所在的工厂也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厂里一位姓王的厂长带着两位同事陪我和罗维的父亲到了医院。我们赶到医院见到罗维时,他还活着。罗维脸上无伤痕,却不知道他的伤在肚子里,我们还觉得可以放心,谁知晚间来了病危通知。当天晚上(64日)他妻子在医院值班看护,第二天65日我又安排罗维的姐姐值班,但罗维终因抢救无效,于66日早上8时死亡。

罗维的母亲在回忆中说,罗维肚子上被射中的是颗炸子。她说她见到罗维的时候是在第一次手术之后,她至今都不知道罗维的肚皮处究竟有几处伤,但当时的伤口是用很宽的纱布捆上的。罗维就躺在病床的褥单上,褥单上都是血、水和尿。她请求护士换过一次褥单,但一会儿又都是血水了。她说,两年以后,罗家的一位以前的邻居告诉她,说两年前他就听广安门医院的一位大夫说过:罗维碰到的是一颗炸子,把肾、脾、十二指肠都炸坏了她说她相信这个说法,因为她一直保留着当年医院开出的死亡证明,上面写得很清楚,是枪伤,伤及肾、脾、肠,等等。

她还说,罗维不仅被一颗炸子击中,而且在左胸部的皮下,还留下了一颗没有炸开的子弹。在第二次手术时,一位外科主任把这颗子弹取了出来,还放在一个盘子里拿到手术室外让亲属看过。罗维胸前还有被利器刮伤的血痕,像是他中弹倒下时被自行车把刮伤的。

罗维的老母忘不了儿子临终时那个生离死别的凄惨场景。前不久我和张先玲女士去看望她时,她对我们说:当时我在医院见到躺在病床上的儿子时,我并没有想到他会死。罗维当时还有意识。我问他:你怎么样?他没有说什么,只流下了一滴绿豆般大小的眼泪。过了一会,他很勉强地问了我一句:薇薇(罗维妻子)怎么没有来?于是我派人把他妻子找来,守护在他的身旁。当时广安门中医院设备极差,连氧气都没有,罗维只有熬着,一直熬到停止呼吸。

据事后了解,63日那天晚上,罗维与一位姓陈的好友一起骑车至复外大街的木樨地,罗是在附近的工会大厦前中弹的。开始由民众送往复兴医院抢救,因该院伤员太多,又把他用平板车送往广安门医院。至于罗维的那位好友,自罗遇难后就再没有与罗的父母联系过,因此罗维遇难的详情,也就不得而知了。

罗维出生于19583月,毕业于北京66中学。在文革后期,罗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插队。77年恢复高考,他从该县考入北京钢校中专电力专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半导体材料厂工作,在厂期间又考上北京电大电子专业。罗维在厂里工作积极认真,为人处事诚恳,遇难前已晋升为助理工程师。罗维的老母亲对我们说,罗维遇难后厂里曾给他作了一个鉴定,对罗维的评价比她现在记忆中的还要优秀。可惜,这个鉴定经几次搬家已想不起来交给谁或放在什么地方了。老母亲说起罗维,带着一种特有的爱怜。她说罗是她的小儿子,老三。平时很爱读书,电大毕业后很想考研究生,因此,即令是周日也不肯放松。像他这一批孩子在文革中,在应该好好学习的时候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耽误了学业,因而在文革结束后总想抢时间多学点东西。罗维在这段时间里对英语极感兴趣,曾参加过托福考试,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家里,罗维也是两位老人的好帮手,平时买菜、做饭、修理家用电器等等琐碎的家务事他总是主动地承担起来。他哥嫂公派出国了,留下了一个仅仅5岁的小侄女,他也总是悉心地爱护和照料。

罗维的老母亲说起这些,无法遏止内心的痛楚。她对我们说:自从罗维遇难后,我作为一个母亲,常常都梦见他,和他说话。在我的心里,罗维也应该有他自己的成家了,因此我这样问他:罗维,你搬的家房子怎么样?他回答说:房子太小,我还是要回来的。我猛一惊醒,原来竟是南柯一梦!我痛哭不止,眼泪湿透了枕巾。十五年前罗维遇难的时候刚过3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想不到就这样走了。说起这些,老人言语哽咽,不胜伤感。

我同这位老母亲相识,已快十个年头了。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这位老母的一个旅居美国的女儿乘回国探亲之机找到了我。她说她在海外见到一份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但名单中没有她弟弟罗维的名字。她特地来找我,就是想向我提供她弟弟遇难的详情以及她父母的景况。这在当时,她是作为死难者亲属最早向我们提供寻访线索的。我们得到这个线索后,很快就与罗维的父母取得了联系。但是,由于两位老人都是知识分子,长期处于受压抑的境地,更由于那些年管区的警察常常去找他们问话,因而在开始同我们接触的时候免不了有所顾忌,他们既不敢从我们手里接受来自海外的人道捐助,更不敢参加难属群体的联署活动。但这位老母亲对人对事极有见地,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她终于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有一次,她对我和张先玲女士说:自从认识了你们,我这才知道受难的不仅是我一家,有那么多受难的母亲在一起抗争,对我是一个宽慰;我也明白了当年死那么多人,这是政府的责任。打这个时候起,她勇敢地在群体的公开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自然又招来了警察的问话,但她已不再惧怕。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她作为年逾8旬的耄耋之年,为了给历史留下一份见证,还强忍着痛苦亲笔写下了当年她儿子遇难的经过。在这篇文字的结尾处,她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但愿能看到六四真相公布于世人的一天,以此来抚慰众多无辜者的亡灵。

现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母亲最放心不下的事情要算是罗维遗骨的安置了。为此,她给难友们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难友们:

我已是一个年迈的母亲(81岁),不知是否能看到六四问题的解决。我诚恳地拜托你们,将来把罗维的墓穴移至与你们的孩子葬在一起吧!深深地向你们一鞠躬,感谢了!

罗维的遗骨原由其妻安葬在八达岭人民公墓,现在其妻已经改嫁且在外地工作,作为生他养他且深深地爱着他的老母亲,怎能不考虑让她的儿子有一个最终的归宿呢!

(丁子霖根据罗维母亲提供的书面证词撰写 200404


可怜天下慈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