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Box: 天安门母亲网站 > 真相与记忆 > 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的证词

19936月的一天,几家在89那场劫难中失去了儿女的父母来我家相聚。其中一对老夫妇带来了一盘录像带,这是不久前他们去京郊万安公墓为罹难的亲人做六四四周年祭奠时摄下的。屏幕上耸立着几座墓碑,墓主都是青年人。围着墓碑,是死者亲属们洒扫、献花、祭奠的场面。老人扶碑恸哭,子女搀扶劝慰,路人驻足伫立那不远处的树丛后面,是三三两两窥视动向的便衣们。

镜头从一座墓碑移到另一座墓碑。其中有一座墓碑正面镌刻着王卫萍女士之墓的字样,右上方是死者的生卒年月:1964.12.21生,1989.6.3遇难身亡。此外,墓碑上还镌刻着死者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从这些文字看,死者是一位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刚刚任职于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年轻女大夫,遇难时25岁。然而,这座墓碑的左下方却无任何落款,人们也就无从知道死者的亲属为何许人。

几年来,这座墓碑始终是个谜。死者有无亲属?家住本市还是外地?是谁为她立的碑?每年清明、六四,总有一些不相识的人们为她洒扫、献花,但似乎都不是她的亲属。几位同难亲属特别爱怜这位不幸的姑娘,他们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对待,每次来为自己罹难的亲人扫墓,总要把带来的鲜花、供品分出一份放到姑娘墓前。几年过去了,他们断定姑娘一定是外地人,因此无人前来扫墓。他们觉得,怎么也不能冷落了这位冤死的姑娘。

这件事我们始终放不下来,心里总想着要弄个明白。当然,这首先要找到死者的亲属。

我们决定循着姑娘生前就读的学校去查找她亲属的线索。然而,几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结果。五年后,一个偶然机会,有朋友向我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有一位在北市政府工作的干部,女儿也在六四事件中遇难了。我们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这位干部的家庭地址,并且与他夫妇取得了联系。我们这才知道,原来那位罹难的年轻女大夫就是他们的女儿。谜底终于解开了,死者并非外地人,而是一位北京姑娘。

从这对夫妇的谈话中,我知道了有关这位北京姑娘的一切。姑娘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但只有她取得了大学学历。她自幼聪明好学,考大学以600分高分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苦读6年,遇难时正在北京的人民医院当实习大夫,并已决定留在这家医院任职。

63日夜晚,这位姑娘正好在自己家里。当她得知北京街头发生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市民的消息后,随即奔赴离家最近的事发地点木樨地,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姑娘很勇敢,子弹从她身边飞过、在她周围迸发出火光,她毫无惧色,依然奋不顾身地抢救、包扎倒在她周围血泊中的一个又一个伤员。然而,正当她在包扎一位伤员的伤口时,略一抬头,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颈部,她倒下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她还是一个实习大夫,但她用自己的生命履行了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TRATIC OATH。一位古希腊医生为医学教师和医学院学生制定的誓约及道德准则:医师要尽其所能救死扶伤,要在私生活和医务方面堪为楷模)。

死者的父母文化不高,说起他们死去的女儿,看得出来心情很痛苦。母亲一再重复着一句话:我们卫平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本来就要当大夫了。在她看来,能上大学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而当一个大夫又是那么神圣。父亲是一个党政干部,而且是在49年前参加过新四军的老革命,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更不会想到当年他参加共产党发动的革命如今竟落下这样的结果。但是,他非常清楚,在政府里做事的人,必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否则,意想不到的厄运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女儿墓碑的落款处不写上自己名字的原因。

谈话间,我说起有几位同难者父母每逢清明、六四都为他们的女儿扫墓,几年如一日,从未有过间断,这对夫妇不禁失声恸哭起来。他们这才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每次扫墓与其他难属碰不上面,是因为害怕灾难再一次落到自己的头上,所以总是避过敏感时期,另择时日去为女儿扫墓。

这么多年过去了,但这对夫妇始终没有在六四受难群体的公开信上签过名。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从压抑、恐惧中走出来。面对这对质朴、诚实而又愚昧、怯弱的夫妇,我们不忍心去责备他们;相信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会用自己的手解开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绳索。(丁子霖执笔 2004/2/18

 

 

希波克拉底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