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启蒙

郭罗基

一、提出新启蒙的理由

新启蒙的双重含义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启蒙具有双重含义，即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任务的提出，理由有二：第一，因为以往的启蒙不彻底，故需要进行重新启蒙；第二，因为老的蒙昧未去，新的蒙昧又来，故需要进行新的启蒙。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在概念上可以加以区分，在事实上两者统一于同一过程中。

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我发表了一篇《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是对五四以来的历史反思。后来我发现，对“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这个命题的揭示和论证是不完全、不充分的，只是涉及上述第一个理由。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之际，我发表了十篇连续的《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总结。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蒙昧，邓小平代之以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自由化的蒙昧。消解了造神又着魔。新的蒙昧固然是由于以往的启蒙不彻底而产生，但重复以往的启蒙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针对新的蒙昧进行新的启蒙。

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兴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左倾路线之后，真理标准讨论正在进行之际，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发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导致极左思潮回头，真理标准讨论中止，思想解放运动受挫。一九八〇年年底，邓小平重新提出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喧嚣一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历史的倒车，真理标准讨论就此告终，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暗流。一九八一年进入“反自由化”运动的周期。但思想解放还在以各种名义曲折前进。一九八三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周扬、王若水、王元化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并以异化理论剖析社会主义现实。他们的主张得到思想界的响应。这一人道主义思想运动又遭到权势人物的压制。周扬郁积成疾，一病不起。八十年代后期，王元化、王若水发起“新启蒙”思想运动。从一九八八年十月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了《新启蒙论丛》四辑。

“六四”以后，新启蒙受到清算。中宣部的人说，“五四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新启蒙运动是为了成立反对党”。可见，启蒙运动在中国必将激起政党活动。“五四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被认为具有正面意义；“新启蒙运动是为了成立反对党”，为什么只能是反面意义？即使“成立反对党”，也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应有的结社自由权；“成立反对党”之所以成为镇压的理由，就在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当回事。原北京市长陈希同关于“反革命暴乱”的报告，将一九八九年一月在北京都乐书屋举行的《新启蒙论丛》发行会议说成“新启蒙沙龙活动”，列入“反革命暴乱”的线索。一九八八年十月在上海举行的新启蒙座谈会竟被说成“上海动乱的起点”。

一九八八年底，我在多年噤声之后，被告知可以提供论文，参加来年江苏省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研讨会。于是我写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本来也是要交《新启蒙论丛》发表的。王若水说：《新启蒙论丛》的出版周期太长，此文编入第七辑发表(1)，恐失时效。所以我给了《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九年五月文章发表时，正值“动乱”，没人注意。“六四”一开枪，专制压倒启蒙，到处寻找批判启蒙的靶子。我的文章在南京大学和教育部的批判运动中首当其冲，被说成“动乱的理论基础”，反倒引人注意了。公开批判之后，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成为绝响。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时期，警世醒人的时代呐喊被代之以象牙塔里的学术规范。进入新世纪，新启蒙又复苏了。

八十年代新启蒙的缺点是并未充分体现“新”字的意义，既没有反思以往启蒙的不彻底性，也没有强调批判当前现实的针对性，不过是追随前人的继续启蒙，没有超越。新世纪的新启蒙不应当重演八十年代的旧戏码，要在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两方面双向出击。

中国的新启蒙需要追赶西方五百年的路程

在世界历史上，为近代化和现代化开辟道路的思想启蒙运动，绵延将近五百年。落后国家模仿西方的现代化往往失败；一旦失败，便怀疑其普世价值。其实，失败的原因不是现代化不可取，而是忽略了现代化的条件性，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思想启蒙。或者说，学习西方，不是研究如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是模仿现代化的现成结果，所以失败了。中国虽然有过思想启蒙，五四运动和真理标准讨论，作为思想解放运动都不到五年，而且是不连贯的。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再花五百年，但追赶西方五百年路程的新启蒙决不是短期的行为。

新启蒙也不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是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的原文为 enlighten, 本义是“照亮”。但不是仰赖少数精英去盗取天火，照亮众人，而是人人追求真理、发现真理，以真理照亮自己的心灵，解脱蒙昧，冲出黑暗，走向光明。enlighten 被译作汉语的“启蒙”，使人误以为将人区分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一如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少数的教育者向多数的被教育者进行灌输。启蒙精神是自主、自立、自信、自救的精神，否认外在于我的精神权威。

到了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思想家们正在“反思现代性”，甚至进行“现代性批判”。中国的一些赶时髦文人，不合时宜地将现代化的弊病，搬到中国来大战风车，好像还没有吃饱肚子的人谈论如何减肥。在中国，现代化还没有到来，为进入现代化探路的启蒙运动至今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进行新启蒙不仅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内部之必需，也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外部世界对中国之要求。随着中国的崛起，继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之后是文化输出，在世界各地推出中国文化年，创建孔子学院，普及汉语学习，举办各种展览，倾销文化产品……。如果不经过新启蒙的洗礼，中国的文化输出，也将成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输出，流毒天下，贻害众生。

总之，二十世纪发出的呐喊“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有效。启蒙的号召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加上“新”字，新启蒙也并不诱人。正因为喊滥了的口号后面隐藏着艰巨的历史任务，更加应当唤起人们的注意。

注：

(1)《新启蒙论丛》名为刊物，实际上每辑都是一本书。因期刊无法登记，借用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书号，已出四辑：《时代与选择》，《危机与改革》，《论異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编好第五、六辑，尚未出。

二、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

近代化的曙光

十七、十八世纪是世界史上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人类从中世纪跨进了近代社会。在黑暗的中世纪，近代社会所显露的曙光，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从十四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再到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包括尼德兰和英国的启蒙思想家），经历了五个世纪。思想解放运动逐步推进，一再深入，启蒙运动达到高峰。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火炬，追求自由和民主，争取人权和公民权，成为人类创造近代化和现代化社会的思想源泉。

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大变动，发源于经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成长，欧洲人开辟新航线，地理大发现，扩大商品市场，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必然引起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自然经济、农业社会是分散的个体的活动，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加以整合，这是纵向的统治型的社会。人对人自上而下的统治，形成专制政治。商品经济、工业社会是以交往互相联系的，这是平面的管理型的社会。人对人平等的管理，形成民主政治。人类历史的前景是以人对物的管理代替人对人的管理，政治权力消亡，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从经济发展到政治民主具有一系列中间环节

但是，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地导致从专制政治到政治民主的转变。近代民主和古代民主不同，是立宪的直接结果。影响世界历史的三大立宪运动——英国、美国、法国的立宪又是革命的产物。近代的革命运动发生于公民社会。臣民社会只能发生造反运动，而不是创造新社会的革命运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在于公民个体的自觉和公民群体的自治。造就自觉的公民个体和自治的公民群体，需要长时期的思想启蒙。所以，从经济发展到政治民主还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以欧美国家先行者的历程来看，大体的历史程序是：市场经济，思想启蒙，公民社会，革命斗争，宪政立法，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的保护和促进下，发生持久的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的全面革新。这种历史程序，也是近代化和现代化诸要素的逻辑程序。

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没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但有了市场经济却不一定立即就会有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也可能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从市场经济到公民社会，必须经过思想启蒙；从公民社会到民主政治，必须经过革命斗争（并非都是暴力革命）。反之，没有思想启蒙不可能出现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不可能发生革命斗争。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正是在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前身），市民社会实行自治，建立了城市共和国。（城市共和国的首脑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正义旗手”，与中世纪的非正义的神权和王权相对。）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公民社会的各种沙龙和社团的积极活动逐步推向高潮的，仅仅雅各宾俱乐部就有一千多个。

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是人类破天荒的大道理

市场经济是以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在契约关系中，人们首先必须确认自我，成为主体。以市场经济、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新思潮，开辟了世界近代史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始于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的人的觉醒。文艺复兴是以恢复被人们遗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名，宣扬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声称发现了“人”，要求以人为中心，高举“一切为了人”的旗帜，对抗神权和王权。自从地球上有了人，几百万年一直在认识外部世界。文艺复兴以来，人才着重认识人自身，具有人的自我意识。宗教改革瓦解了罗马教皇的国际性神权统治，要求在地上建立人间的“千年天国”。到了启蒙运动，新概念、新思想大量涌现。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壮丽的日出，光芒照百代。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抽象概念，经启蒙运动得以充实。人的尊严在于，具有人的“天然利权”(1)；人的天然利权是不证自明、不可或缺的，即人之为人的人权(2)。人民交出自己部分的天然利权，订立契约，才形成政府，产生权力。宪法就是全社会的最高契约，叫做“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政府的功能是以公民利权的形式来满足人的天然利权。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的天然利权，它就丧失要求公民服从的资格。不符合人民意志的契约，可以重新订立；损害人民利益的政府，应当把它推翻。所以，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前提的。人民服从政府的条件就是政府必须尊重人民的利权。利权是天然的，权力不是天然的。政府权力产生于人民利权，因此人民是权力所有者，政府是受委托的权力行使者。十八世纪所提出的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为启蒙思潮的精华，是人类破天荒的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彻底否定了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天然尊长”、“君权神授”、“主权在君”。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化为行动纲领，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启蒙的道理和奋斗的宣言，为后世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资源和行为规范。                                                                                                                

社会主义学说是启蒙运动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发展

启蒙思想家们把他们那个时代的一切新思想都纳入“理性”这一概念，用理性来审视一切、批判一切。“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利权。”(3)“理性的法庭”无情地谴责了专制和蒙昧、迷信和屈从，为新时代的存在辩护，迫使旧秩序放弃存在的利权。他们还要求建立一个“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

所谓“理性王国”，不过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当“理性王国”到来时，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理性王国”的现实对照先前的承诺，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十九世纪，出现了几代批判者，反对资产阶级王国，提出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空想性的方案到论证性的理想。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却是继承了资产阶级的理性。马克思说：“成熟的共产主义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即启蒙哲学。(4)恩格斯的说法更为明白：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5)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起初的理论形式，是指19世纪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武器还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启蒙学者”提供的。他们并不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十八世纪世纪启蒙运动提出的原则，相反，要求以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来医治资本主义的弊病。空想社会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启蒙学说虽然在历史上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又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原则而加以排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是嫌其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原则不彻底，要求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反对原则本身。

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何没有通向政治民主？

根据世界范围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观察中国的现实，问题所在就很清楚了。

中国的计划经济的“鸟笼”已经散了架，市场经济不可逆转。市场经济促进了发展，经济总量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相当可观了。人们期待的在经济发展之后接着出现的政治民主，并没有到来。原因是改革的残废。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只说不做，甚至做的与说的相反。三十多年来，所进行的就不是作为“一场革命”的改革。经济上改革的同时，政治上僵化保守，甚至以经济上的“发展是硬道理”，来维护政治上压倒一切的“稳定”。社会的上层缺乏进行革命性改革、走向民主的动力，社会的下层又没有形成强大的压力。人民要求变革的意志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就因为公民社会的发育不健全。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一方面，由无数个人形成芸芸众生，另一方面，国家权力高踞一切之上。软弱的个人听命于皇权的统治，必然是专制主义。这种社会结构，一端是极权，另一端是无权。无权者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只有夺取权力，“杀到东京去，夺了皇帝老子的鸟位。”这就是造反。所以，传统社会是不稳定结构，根本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只是缺乏更新机制，结构内的变动，无论多大、多久、多烈，都没有出路。造反运动只能陷入王朝政治的循环。辛亥革命开中国近代史上暴力革命之先河，革命一浪高一浪，奋斗牺牲，可歌可泣。但这些革命不是发生在公民社会，基本上还是传统社会的造反运动，彼可取而代之。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造反成功，不由自主地步入王朝循环的覆辙，违背自己的初衷，建立了类似家天下的党天下。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次革命，专注于改变政权，没有改变社会，即没有发生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依然建立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政权，不论怎样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只能是历史惯性的奴隶。

政治改革走不通转向社会改革

十九世纪末，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了行会、商会、学会等社团。但还没有发育成公民社会，进程就被打断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以强大的国家权力管治中国，摧毁了一切黑社会、宗法组织，也殃及民间组织。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称民间组织为“非法组织”，“加以严肃处理”。民间组织想要合法也不被允许。这种以文件代替法律的做法，才是非法的。社会结构变得无比简单化。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掌控了一切社会资源，公民的活动只能依赖于国家，毫无自治可言。共产党政府成了“全能政府”，管治一切人的一切方面，群众组织行政化，个人从属于“单位”。社会结构中没有自治的中介组织，个人也没有私人领域，公民不得不战战兢兢地面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国家权力。这就是共产党能够发号施令、呼风唤雨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社会条件。在非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党的统治；而共产党的统治又阻止了公民社会的发育。两者互相适应。

国家的强制干预，使社会丧失了自动调节、自由发展的机能。国家吞食了社会。党又吞食了国家。最后是领袖吞食了党。以个人崇拜为特征的独裁体制的建立，第一步就是国家吞食社会，因此，作为“一场革命”的改革旧体制，也应该从这里开始，将国家吞食的社会机能还给社会。

当今人们指出政治改革滞后，批评共产党玩忽政治改革，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政治改革推不动？为什么共产党不搞政治改革照样能混下去？因为有相应的社会条件。所以，政治改革推不动就应当转向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改革的前提——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建设靠公民自己，不需要政府批准。革命性的政治改革的伟力源于公民社会，只有显示自下而上的强大的压力，造成不改革共产党就混不下去的局面，革命性的政治改革才会提上日程。

培育公民社会以思想启蒙为先

公民社会是一个复杂而活跃的结构。与不同群体的利益多样性相适应，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介。这种中介的重要方面，就是由各色各样的社团扮演的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6)个人不再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面前。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介组织执行公民自治的功能。公民自治的功能制约国家管治的功能，这就是民主政治以公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的机制。公共权力——公民社会——私人领域的分化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界定、互相制约，构成健全的现代社会。在公民社会中学习民主、实践民主，可以消除暴民。压制公民社会的暴君，必然面对非公民社会的暴民。由公民社会制约的民主政府，按照程序合法地更迭，没有必要推翻，也就不会发生反政府事件。

专制主义的特征是制造恐惧，而它自己也处在恐惧之中。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就是朝廷禁绝“朋党”，民间秘密“结义”。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往往视非政府组织为反政府组织，竭力压制。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又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中被取消或限制。《集会游行示威法》执行的是禁止集会游行的功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执行的是压制结社的功能。民间的公益组织，由于无法在民政局登记，不得不到工商局去注册为“盈利组织”，而政府又以税收、治安等手段进行打压。禁止和压制的结果，造成民间和政府的对抗。政府面对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无从下手，个别性事件常常演变为所谓“群发事件”。“群发事件”与政府发生的冲突，每年达几万起。这些冲突的诱因，本来是可以在公民社会中自行消解的。政府压制公民社会是自找麻烦，压制的结果又招致更大的麻烦，何苦来哉？

建设公民社会，造就自觉的公民个体和自治的公民群体，必须进行长期的思想启蒙。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反对专制和蒙昧，虽然振聋发聩，德先生和赛先生毕竟姗姗来迟。何以如此？因为只是停留在口号式的呼唤，缺乏启蒙的深度。九十年来，中国有所变化，唯变化不大。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历代帝王轮流登台表演，受到欣赏，难道不是民众中的皇权意识的对象化吗？不但专制和蒙昧依旧，还发生以专制镇压蒙昧、以蒙昧反对专制的吊诡现象。总之，中国人被专制和蒙昧所纠缠，至今没有摆脱历史传统的梦魇。有人面对现实发愣，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怎么还没有民主？因为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是前启蒙的，甚至是反启蒙的。中国培育公民社会所缺乏的，新启蒙需要树立的，正是以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为内容的“理性”；以“理性”为民主和科学充电，重新启蒙。

新启蒙是当代中国长远变革的起点。

注：

  (1)Natural Rights, 这一概念最先是英国的米尔顿（1608-1674）提出来的，荷兰的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士、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中国人将 Natural Rights 译作“天赋人权”是不正确的。Natural Rights 非但没有“天赋”的含义，恰恰强调人的利权乃既不是赋予、也不能剥夺的“天然利权”。

  (2)“人权”这一术语最先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但丁（1265-1321）提出来的，（见《论世界帝国》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但当时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在启蒙运动中才获得丰富的内涵。

  (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4)《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

  (5)同(3)。

  (6)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有许多是政府操办的，所以他们在出席国际会议时，被人笑称为“政府任命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 appoint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简称GANGO,发音近似“干狗”。）

三、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

欧洲和北美的先进国家进入近代社会完成了工业化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这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资本主义非但避免了垂死的命运，而且焕发出巨大的潜力，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又一次发生全面的革新，是为现代化。现代化是近代化的连续性发展。从近代化到现代化，虽然需要观念更新，不再是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启蒙运动了。但中国的历史条件不同，现代化必须以启蒙运动为前提。

“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不正确

正当世界潮流趋向现代化之际，中国置身世界潮流之外，进行了几十年的革命和战争。直到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工业化不过是近代化的要素。但只用了三年时间，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中国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现代化。社会主义本来应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出现的飞跃。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却是建立在前现代化、甚至前近代化的基础之上。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落后的农业国是现实，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不过是愿望。又说这种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空中楼阁。经济力量不足，运用政治高压，实行思想强制，维护“空中楼阁”。一切的灾难由此而生。

中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提出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即所谓“四个现代化”。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尚未改变，近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提出现代化的任务。反正中国历史发展的地层已经搞乱了。但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当然就包括近代化了。问题是，任务的提出不正确，不合乎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完整的现代化被肢解成四个，而“四个现代化”，像清末的洋务运动一样，只是追求四个方面的器物的变革，并非现代化的本义。

现代化就是化入“现代”，成为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何谓“现代”？首先，这是时间概念，而且是在时间上相对的概念。我们的现代，几百年后就成为近代，几千年后只能算古代了。所谓“后现代”概念是画蛇添足，“后现代”还是现代。二十世纪有二十世纪的现代，二十一世纪有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追求现代化。不同的时代追求不同的现代化。“现代”又是世界概念。现代特征应是在世界范围体现每一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系列变项。若以国别、地域而论，在时间上都有自己的“现代”，但不一定是世界的“现代”。离开了世界标准，坚持国家标准、民族标准，就谈不上现代化。“现代”还是区隔概念。一个时代确认自己与过去的时代不同，人们形成有别于前人的自我意识，才算进入了现代。没有超越传统，囿于先人的亡灵、祖上的荣耀，也谈不上现代化。

现代化是历史的总体运动，是社会的综合发展。现代化是不可数名词。“四个现代化”恰恰是割裂了现代化。虽然化出了“四个”，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忽略了许多。“四个现代化”中就没有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观念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人际关系现代化等等的要素。(1)

“四个现代化”还有限制词

“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不正确，而且还要加上限制词。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2)凡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好事，到了中国，总要加上限制词。再如，市场经济加上限制词，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加上限制词，成了“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加上限制词，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如此等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用是排挤“看不见的手”，伸出看得见的“黑手”；“社会主义法治”的功用是否定司法独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功用是反对权力分立、政党竞争、议会政治等等民主的一般规定。一加限制词，好事就变质。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却成了对抗现代化的另类。

社会主义还有限制词，又是“中国特色”的。邓小平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叫“路子走对了”。(3)一切都融化在“中国特色”之中。“中国特色”有没有限制词？没有了。什么是“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即传统的特色。中国的历史传统确实具有鲜明的特色，但最凸出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色是自秦始皇以来维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毛泽东根据传统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邓小平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没有限制词的“中国特色”，难道不也是自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的特色吗？历史学家定义的“东方专制主义”，邓小平自豪地称之为“中国特色”。

中国人引进社会主义时，声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这个出发点上就搞错了。社会主义是为了救人类，不是为了救国家。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为了救法国，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为了救英国，他们的方案虽然具有空想性，莫不以人类为怀。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他们的学说，将社会主义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克服了空想性，社会主义完成了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证，成为解放人类的理想。在中国，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了一条不以人类为怀的民族主义的路径，所以这种社会主义不是通向世界的现代化，而是翻新本国的旧传统。

据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九日上午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进行了第十六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强调，（去掉冗长的废话）我们要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为新的起点，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4)究竟有什么认识？毫无认识，新起点高喊老口号，还是两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制约是双重的，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中国特色”的。

本来应当以现代化的眼光来审视传统的“中国特色”，现在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以传统的“中国特色”来规范现代化。现代化落入了传统的迷雾。雾里看花，所以根本看不清究竟什么是现代化。提出现代化的任务，选择现代化的道路，首先必须驱散传统的迷雾。这就非进行思想启蒙不可。

面向未来，转换传统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传统，“死人抓住活人”。中国的传统是特别顽强的。中国历史是世界上唯一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史。四个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除了中国，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断流了。为什么中华文明并没有像埃及、巴比伦、印度那样，或被征服、或遭湮灭？异族入主中原，还不得不融入传统，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无论多么强大的异族入侵，都不能中断其发展，相反，中华文明同化了异质文明更显得丰富多彩。世界上唯一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必有内在的优秀的遗传因子。但是，悠久的历史传统也产生了巨大的惯性和惰性。在与近现代西方文明接触之后，暴露了中华文明的弱点、缺点和劣点。在传统的框架内，很难生长出新制度，在固有的节奏下，不容易走向现代化。一旦完成了现代化，从古到今的中国历史，将成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二十世纪以前的欧洲学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半是传说（来自传教士），半是猜想（读不懂汉语文献），所以才会产生狂妄的“欧洲中心”论。

中国历史未来的前景，取决于如何对待过去的传统。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中国的启蒙运动比欧洲的启蒙运动担当更加艰巨的任务。

五四运动在大量地引进西方的新思潮的同时，无情地批判中国的旧传统，提出“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以至“废除汉字”等主张。“五四”的批判精神冲洗了人们的头脑，激进的反传统产生了猛醒的作用。但对传统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并不能制服传统，事实上传统也没有否定得了。中国出现了一种怪异：在反传统的旗号下推销传统中的劣质。肤浅的批评家都说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毁了传统文化，殊不知共产党的一党专权所推行的专制主义恰恰源自传统文化，而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典型的表现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高喊最最革命的口号，反传统比五四运动更为激进，但反传统的手段，诸如抄家、籍没、株连、焚书、酷刑、灭佛等等，无一不是来自传统。批判儒家，推崇法家，是发扬传统中更为专制的因素。

对极端激进的反弹是极端保守。五四运动的另一支，从国粹派到新儒学，认为传统都是宝贝，碰不得的，只要对古代的概念、儒家的经典作一番新的解释就是现代化，什么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中国的传统中固已有之，而且应有尽有，不必外求。

毛泽东批评了“五四”以来对待传统或是否定一切或是肯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用什么来代替？他的方针是“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5)这是解剖学方法，把活的机体当作死的尸骨。传统还在社会和个人（复数）中存活，对中国人来说，不是身外之物。不像逛旧货市场那样，挑拣有用的、有益的“精华”，拿来就行。

否定一切不行，肯定一切更不行；毛泽东式的一分为二还是不行。对待传统，特别是对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正确的方针是保持发展活力，改变发展方向，在发展中改造基因，实现转换。何谓“转换”？举例说明。中世纪的命题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以虚幻的天国的平等掩盖现实的人间的不平等。经过启蒙运动，命题转换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平等从虚幻的天国降临到现实的人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封不动，只能停留在中世纪；彻底抛弃，不会产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命题转换是传统的再生。转换也就是扬弃，有所发扬，有所抛弃。扬弃不是静止地取舍，而是发展的环节，实现从旧到新、从低到高的前进运动。按照毛泽东的办法，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命题中，去其“上帝”，取其“平等”，就是静止地取舍抽象概念，离开了发展。只有在发展中转换，通过扬弃，化腐朽为神奇，才能摆脱旧传统、超越旧传统。于丹《论语》、易中天《三国》、阎崇年《清史》等等成一时之热，说明受众确实期盼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但主事人不是探索转换，而是进行包装，滥用现代术语，甚至借鉴相声手法，迎合市场需要，推销传统文化。这是文化伪劣产品。转换传统，不是少数名嘴、学者、精英的事，中国人当全民共与焉。

转换传统靠思想启蒙，不是靠革命夺权

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并不是中国的传统中固已有之，但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另起炉灶，必须在传统的枝干上找到生长点，进行嫁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6)社会主义的前提不可能是空地，而是布满了旧事物。还是马克思说得对，社会主义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因此它……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7)在幻想中无视旧社会的“痕迹”，在事实上旧事物往往改头换面又成了“新事物”。

没有经过传统的转换、再生，企图建立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能在奥吉亚斯的千年牛圈里打滚。传统也在与现代应对、厮磨，旧事物反倒“现代化”了。古代专制顽强地演化成“现代专制”。秦始皇披上了马克思的外衣，主权在君一变而为主权在党，官位世袭改称选拔接班人，臣民社会化妆成和谐社会。现代专制一方面是古代专制的延续，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另一方面又与现代民主共时，对民主产生了抗体。现代专制比古代专制更难对付。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不能说没有变化。中国的一些大城市看起来与西方世界差不多，好像够现代化了。但变的是外表，没有变内心，变的是器物，没有变制度；仍然保持清末洋务运动一路走来的老套，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阶段。中间不是发生过多次革命吗？革命只是权力的转移，没有撼动制度的根基。革命虽然推翻了一个政权，但新政权又继承了旧政权的老传统。以共产党为最，推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权，却建立了更加严密的一党专权。

所以，革命，夺权，不能解决问题，需要由思想启蒙运动来完成改造基因、转换传统的任务。

注：

(1)魏京生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贴在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又见《探索》杂志第一期，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中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不过是“四个现代化”的延伸，自以为很大胆，实际上仍然在共产党的鸟笼中飞翔，而且反而加强了割裂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四个现代化”和“五个现代化”均不知现代化为何事。魏京生时至今日犹忆当年勇。他在意大利的《自由》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民主运动改变了世界》。中国是在不民主中发生的民主运动，当代世界早已由民主主导。在不民主中发生的民主运动如何能够改变民主主导的世界？据说改变了世界的中国民主运动始于一九七八年的民主墙；而民主墙的代表作就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魏京生说：“我的一篇文章《第五个现代化----民主》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成为民主墙青年人的代表作品。”（魏京生基金会网站2009年7月4日发布

http://www.weijingsheng.org/report/report2009/report2009-07/Liberal090704WeiJSon1989A474-W264.htm）事过三十多年，一点没有长进；身处民主社会，一点没有觉悟。难道不觉得可悲吗？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3)《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页。

  (4)全文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9月10日，头版头条。

  (5)《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6)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第575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

  (7)《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四、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中国传统精神的现代版

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传统精神，五十年代以后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精神。

共产党夺权成功，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夺权的过程，共产党也曾宣扬民主的理念；掌权的时候，并没有兑现民主的承诺。不实行民主的执政党，顺流而下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执政传统。

刘少奇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把人当作工具，这是典型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工具可以为人所用，但没有意志；没有意志的工具又要求它有意志；在所有的意志中只能有一种意志，即对党表示“驯服”。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批判“驯服工具”论是奴隶主义。林彪又提出“听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理解的怎么执行？还不是听话要达到盲从的程度！实际上，批判刘少奇的林彪，提倡更“驯服”的奴隶主义。“四人帮”搞“批林批孔”，只是否定林彪的一套具体说法，根本上是与林彪比赛谁更“高举”、更“紧跟”，毛泽东死了还要“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抓了“四人帮”，“按既定方针办”不算数，以两个“凡是”为正宗。邓小平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把华国锋赶下台，又确立“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是和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一致。不以毛泽东之是非为是非，却以邓小平之是非为是非。邓小平虽在共产党内几经浮沉，终究还是那种政治精神的传人。权力更迭，人物全非，后者否定前者，口号不妨多变，共产党基本的传统政治精神经久不变。

每个时期都有一套牧民之术。“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传统政治精神的一脉相承。不一致怎么办？邓小平将共产党执政的传统政治精神锻造成整人的武器，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早年枉游巴黎，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遗产——自由、平等、博爱懵然不知。

与“反对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对，提倡什么化？难道提倡“资产阶级民主化”？不对。“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均属反对之列。那么，提倡“无产阶级自由化”？也不对。邓小平说了：“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1)有资产阶级，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无产阶级，却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什么道理？没有道理。(2)江泽民推出的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一堆没有道理的断语。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不光彩的出身。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的波兹南数万工人罢工，游行示威。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第一次人民群众反政府事件，从此多事矣。工人示威的主要诉求是“要面包，要自由！”当时的“自由欧洲”电台报道称：“铁幕后面发生了自由化。”苏联人对“自由化”冠以“资产阶级”的字样，并谴责“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挑衅”，以此作为干涉波兰内政的理由。从六月的波兰事件到十月的匈牙利事件，成千上万要求改革的人民，受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镇压，倒在血泊之中。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据此，还发动了一场鸣放运动。苏联人认为，中国人也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3)毛泽东透露：“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要搞自由化。“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4)苏联人也曾将“反自由化”的矛头指向中国。后来，中国的“自由化”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鸣放运动转为反右运动，中国人接过苏联人的“反自由化”的武器，来对付右派分子了。非但“自由化”没有了，“反自由化”还大显身手了。刘少奇理直气壮地反驳苏联人：“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5)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反自由化”这个“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五一六通知》表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家的。这个文件宣布撤销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罪名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过是党内斗争的由头。实际上，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彭真复出，他非但不搞“自由化”，而且是坚决支持邓小平搞“反自由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为大批判横扫一切的武器。一九五六年五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高级干部和各界知识分子两千多人作报告。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6)这是知识分子特别向往的种种自由，在当时被人们欢呼为“早春天气”。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道：“陆定一所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灭资兴无的革命方针根本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7)在大批判家看来，凡言自由，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疑。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左倾路线，当然包括对一系列左倾的方针、政策的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销声匿迹了两年。一九八〇年，波兰兴起团结工会运动，大概勾起了邓小平一九五六年的惊魂。这一年十二月，当年反右派的前线总指挥邓小平，又拣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式武器。看来，他的武器库里也没有什么新家伙了。一九八一年以后，“反自由化”的直接结果是终止了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九八〇年八月作出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决定被推翻，两任主导改革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在“反自由化”声中被拉下了马。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以武器的批判来“反自由化”，要求民主的人们遭到镇压。结局同东欧一样，改革逆转，人民流血。从“反自由化”到反民主、反人民，一以贯之。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苏联人发明的，先是矛头指向波匈事件。当他们掉头指向中国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主动迎合，原样引进（这就是他们经常口口声声反对的“照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始作俑者苏联早就瓦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旧战场东欧已经变色。唯有中国，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显神威二十年。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该彻底休息了吧？然而，在邓小平在作法下，它又起死回生了。

一九八一年以后，邓小平发动的“反自由化”运动，整肃的对象主要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倒不在其中。反对“反自由化”的力量也是在党内。一九八六年，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列入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就反对不得了。由于这个口号一再受到质疑，《决议》下了一个定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定义的前件和后件牛头不对马嘴，用一个“即”字把它们生拉硬扯焊接在一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含义已经很明确，为什么还要制造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早已实行的不得人心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寻求一种冠冕堂皇的解释。

《决议》起草的过程中，时任中顾委常委的陆定一在小组会上三次发言，主张删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样，不被采纳。九月二十八日召开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按惯例，总是文件通过如仪。陆定一却在胡耀邦主持的七八百人的大会上站起来再次发言。他讲了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大批判的经历。最后，坚持：“我主张去掉现在的文件草案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九个字，还留着后面的句子。这就同‘文革’的错误分开来了”。万里支持陆定一的意见。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李先念、陈云认为决议中应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去掉。(8)

最后，由邓小平定夺。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这是一股思潮，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魏京生、王炳璋以及郭罗基这些人都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9)实用主义大师邓小平，具有不顾颜面硬撑的脾气。管什么苏联霸权主义用过，管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用过，“现实政治要求”就要在《决议》中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0)

邓小平的“现实政治要求”是什么？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吗？“姓社姓资”都不问，还能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从“反自由化”的历程得到一个简明的定义：不听话就是“自由化”。共产党内坚持独立思考的人们，叫做“自由化分子”。胡绩伟自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政治运动的主题是揭批‘四人帮’，那时我还是上下公认的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有功之人；以后，主题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就逐渐变为有罪之人，成为历次大批判的新闻界的代表人物。”“左倾权威们说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不同中央保持一致’、‘自以为比中央高明’等等，用他们一句有名的口头禅来说，就是‘不听话！’”“要办一个不听话的‘自由化’的报纸。”(11) 党内的“自由化分子”，大多类似胡绩伟，从反对“四人帮”的有功之人变成搞“自由化”的有罪之人，就因为“不听话”。坚持独立思考，针对“四人帮”是解放思想；针对邓小平就成了“自由化”。胡耀邦不听话，是自由化；赵紫阳又不听话，也是自由化。选了一个听话的江泽民，于是成了放心的接班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究竟提倡什么化？邓小平不便说。我来说，那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注：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2页。

(2)参与《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的龚育之说：“一些同志对前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不同的意见。”他又说：“我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一、‘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语词含义方面确有可推敲之处（比如，为什么对‘民主化’的提法可以采取肯定的态度，而对‘自由化’的提法则必须采取否定的态度？）；二、但词语构造问题是次要问题，形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三、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这个文件中还是以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有利，不写不利”。（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9/02/content_9752799.htm）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可推敲之处”是有道理的。《决议》不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什么“不利”？邓小平的辩护士也没有讲出道理。而且他根本就不讲有理无理，无理也要写上，否则“不利”。这就辩护到家了。

(3)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

(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集，第371页。

(5)《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红旗》1959年第19期。

(6)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7)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人民日报》1967年8月29日。

(8)同（2）。

(9)公开发表时，“这是一股思潮，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魏京生、王炳璋以及郭罗基这些人都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改成：“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隐去了三个人的名字。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182页。

(10)有一个人对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极力吹捧：“在一九八八年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错了，应是一九八六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郭），在会议即将结束、通过会议文件时，有一位老中顾委委员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措辞提出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即席讲话，他讲得特别明确，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最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寸步不让，他的政治敏感，政治判断力与政治上的坚持性、顽强性，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应该说是凛然肃然的印象。”这个人就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参加会议的王蒙。语见《小平同志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王蒙文存》第15卷第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11)《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21-22页，明镜出版社，1997年。

五、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

自由的特性是人类性

推翻和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就是将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自由和自由化都奉送给资产阶级，拒之千里之外。苏联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在理论上对于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一概都贴上阶级性的标签，以便在事实上为苏联和中国的不自由、不民主作辩护。

阶级的鸿沟将自由、民主、平等、人权隔离在彼岸。新启蒙必须填平鸿沟，打掉“马列主义者”强加于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头上的“阶级性”。用什么来打掉？用自由主义，“马列主义者”是不买账的。好吧，那就用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始终关注人的自由，以自由作为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

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人类历史就是不断追求自由的历史。自由是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类的特性。自由的特性是人类性，不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自由不能不为阶级关系所制约，但并非自由本身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在行使自由方面占有优势，同时也是对被统治阶级行使自由的压制。对自由的占有，你多我少，我有你无，正好说明是同一种自由。所以马克思说：“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为自由的反对者只反对别人的自由，不反对自己的自由。自由的存在，“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利权而已。”(2)邓小平是不读马克思的书的，他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也不知道是怎么违反的。邓小平反对自由和自由化，不过是自己占有作为“特权”的自由和自由化，反对人民享有作为“普遍利权”的自由和自由化。

某一阶级将人类自由的占有作为特权，不是阶级的自由，也不能说不同的阶级享有不同的自由。苏联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不管论证什么问题，一旦赋予阶级性，就算大功告成。自由的阶级性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奴隶主阶级有奴隶主阶级的自由，奴隶阶级有奴隶阶级的自由；地主阶级有地主阶级的自由，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如果不同阶级的人享有不同的自由，各自行使不同自由的人根本不可能共处于同一社会之中。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自由交换的基础之上，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和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在契约关系中都是自由的，但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是不相等的。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只能说资产阶级是占有自由的优胜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也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这些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还是无产阶级自由？若说是资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怎么能享有？若说是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怎么能存在？只能说，既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也不是无产阶级自由，而是人类自由，是社会共享的自由。资产阶级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无产阶级享有不多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这是同一种自由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不同，不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两种不同自由。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都贴上阶级性的标签，一言以蔽之曰“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自由化”，哪里还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化”？有无产阶级而没有“无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化”，没有不同阶级的自由，何来自由的阶级性？邓小平和那些“马列主义者”的理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怎么服人？还不是靠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环境中诞生的，当然不会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而是要求进一步的发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社会思潮一直鼓吹个人的自由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实现部分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一些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以另一些个人的不自由、不发展为代价的。《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恩格斯说，这一段话最能表达马克思和他本人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仅仅是条件，为了达到每个人联结为社会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共产主义就是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毛泽东说：“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每个人和一切人都得到自由发展，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自由吗？不是自由达于“化”了吗？邓小平的“反自由化”难道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吗？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条件还不能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但应当朝这个方向前进。邓小平既要“反自由化”，又要“坚持社会主义”，难道不是坚持低于资本主义历史水平的封建社会主义吗？

    西方的反共主义者批评社会主义与自由不相容，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正好与他们里应外合。西方有见识的学者却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彻底的继续发展。”(4)不过，这里指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而现实社会主义确实是与自由不相容的。

民主只有彻底与不彻底之分

反对自由化，不能不反对民主化。但邓小平和“马列主义者”声言，他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提倡“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民主的“阶级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民主”成了反民主、反五四的遮羞布。

恩格斯晚年写了一篇论述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法兰西内战〉导言》，被认为是他向无产阶级作交待的“政治遗嘱”。列宁从中发现：“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就要求实行社会主义。”(5)列宁有时还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民主只有彻底与不彻底之分，没有阶级之分。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不是两种对立的不同的民主，而是同一种民主的彻底程度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进一步走向彻底，就一定要求实行社会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规定。事实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方建立的，本来连不彻底的民主都没有，还要用虚构的“社会主义民主”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结果，任何民主都没有，一点民主都没有。

还是恩格斯，说得更露骨：“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6)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利用民主，取得统治。取得统治以后，也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保留民主共和制。所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而且还是“勿庸置疑的”。在另一个地方，恩格斯又说：“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建立它。(7)可见，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都可以运用民主共和这种政治形式，区别是在于从不彻底的民主发展到彻底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前夕，毛泽东竟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一齐破了产。(8)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名为“共和国”，却非民主共和制。既没有现成的民主共和制，又没有遵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嘱咐，去立即建立民主共和制，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不彻底的民主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要不断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于是就成了暴政。

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

和自由、民主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平等的原则。马克思说：“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9)当然，资本也是天生的自由派。自由人和自由人才能平等，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携带自由、平等的资本是专制主义的天敌。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连同反对自由、平等，就是站在专制主义一边。

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是有局限性的，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从对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10)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消灭阶级特权，而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消灭阶级本身。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法律面前人与人的不平等的阶级特权，具有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但法律上的平等也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律上人人都有平等的财产权，但并不保证人人都有平等的财产。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导致富裕和贫穷的对立，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工人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同一标准应用到事实上不相同的人身上，结果还是不相同。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揭露：“许多写在纸上的利权都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利权赋予那些毫无办法实现的人，那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1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原则和实践的矛盾：原则是平等，实践的结果却往往是不平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平等是不现实的。真正的平等，应当从法律上的平等前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原则和实践的矛盾，根源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只有在改变了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社会中，原则和实践不再互相矛盾。(12)所以，矛盾的解决，不是抛弃原则，而是修正实践。消灭了阶级，不是作为法律上的公民，而是作为具有天然利权的人，才能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但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共产主义才是以人为本位，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方能达到事实上的完全平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认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能是专政，而专政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决不是平等。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和实践的矛盾方面的一步前进，而是历史的大倒退。这种倒退，不是如毛泽东经常恫吓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因为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而是倒退到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专制主义。

结论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等崇高的原则，是资产阶级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马克思说：“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他们是把资产阶级的要求“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13)因此，这些原则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的、特殊的意义，也有人类历史上长远的、普遍的意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意义，不能否定人类历史上的普遍意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是自由不发展、民主不彻底、平等不现实，总之是崇高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的实践中产生的矛盾。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实践，这些崇高的原则将得到进一步的贯彻。

在苏联和中国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原则和实践的矛盾了，因为他们抛弃了原则。苏联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和实践”的矛盾中，谴责的正是原则，一概贴上“资产阶级”的封条。他们的全部愤怒都是用来声讨原则的虚伪性。

割断了与启蒙思潮的联系，在苏联和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成了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偏狭、顽固的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变形、走样，社会主义异化、堕落的重要原因，也是“马列主义者”蜕化为极权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失足之处。

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苏联和中国抛弃崇高的原则、“马列主义者”谴责崇高的原则之集大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一反涵五反。新启蒙也要针锋相对地提出五反：“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反对民主资产阶级化”，“反对平等资产阶级化”，“反对人权资产阶级化”，“反对宪政资产阶级化”，捍卫作为人类崇高原则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消除原则和实践的矛盾，建设现代化的中国，通向现代化的世界。

中国未来的历史始于新启蒙，新启蒙始于“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

注：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4) [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第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5)《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3卷，第23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8页。

(8)《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6页。

(10)《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

(11)《傅立叶选集》第3卷，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12)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页。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