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网站》- 时政与评论

遥想季鸾当年

 

 

傅国涌

 

19419月,张季鸾撒手而去,告别了他主持笔政达15年的《大公报》,告别了30年的言论生涯,书生意气,两袖清风,质本洁来还洁去,他在遗嘱中仍孜孜以民族之独立自由为念。在他谢世之后,国共两党、政要名流、社会各界无不同声悲悼,盛况空前,几乎只有蔡元培去世时可以相比(王芝琛《一代报人张季鸾的逝世》,载《老照片》第三十五辑)。蒋介石在唁电中称他为一代论宗,他笔下的文字也并不像他自己说的,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而是如胡政之在《季鸾文存》序言中所说,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

遥想季鸾当年,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国,始终以办报为唯一职业,擎起一支秃笔,以他独有的才华、人格和执着将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大大拓展了议论国事的公共空间,为凝聚社会人心、重塑社会良知提供了一个言论的平台,树立起了一种新的批评模式,使权势集团在理性、正义的言论面前懂得有所忌惮,使普通百姓在了解社会、辨别是非时有所依据。从1926年到1941年,他和胡政之等共同努力,把《大公报》这份民间报纸办成举国舆论的重心,对于形成一个有全国影响的言论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公报》之所以成为蒋介石每日必读的报纸,不是因为它向权力献媚,而恰恰是它坚持了独立的言论品格,它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对言论自由始终如一的追求,以及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处处体现出来的健全的爱国热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毫无疑问,在张季鸾执笔的年代,他就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议论国事、文章报国的榜样。与他同时代的鲁迅则开创了另外一种杂文的传统,以曲折、隐晦的手法转弯抹角地针砭时弊、讽刺现实。毋庸讳言,就当时的影响而言,张季鸾言论的影响远在鲁迅的杂文之上(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价值另当别论)。鲁迅承认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他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鲁迅对张季鸾他们的贡献当然是不屑的,当胡适、罗隆基等知识分子在《新月》以真姓名和直截了当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政权时,他嗤之以鼻,嘲弄他们是贾府的焦大,焦大的骂是要贾府好,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主奴之间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识讳忌,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

学者李欧梵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一文中指出,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这不是说 或不说的问题,而是如何说、如何说开去,如何找寻空隙,建立一个说话的新模式,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没有太大的贡献,鲁迅在这个时期的说法和所写的游戏文章(特别是和检查官作的语言捉迷藏游戏),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总之,鲁迅式的杂文无助于开创真正的批评空间,建立起一个健康的言论界,当然这是持鲁迅中心论者所不能同意的。

1936年、1941年,鲁迅和张季鸾相继去世。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季鸾被世人遗忘了,鲁迅则成了现代圣人,张季鸾被遗忘的过程也正是言论界在中国消失的过程。杂文倒是断断续续有过几度的繁荣,甚至有人为杂文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文革之初的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杂文凸显、言论淡出(乃至绝迹)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何谓言论?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正是因为没有正常的言论空间,缺乏公开表达意见的公共平台,人们才会以杂文的曲笔形式来表达自己要说的话,不由自主地选择鲁迅的传统而不是张季鸾的传统。

近年来,杂文越来越明显有向言论转化的趋势,时评的形式也正越来越受到新闻媒体的重视。尽管很多时评写得象杂文一样,但新闻界毕竟已重新认识到了时评的重要性。在《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一些报纸上,社评这个久违的名词也出现了。多一点直接的言论,少一点曲折的杂文,回到我们曾经的传统,回到张季鸾,这是一个健康言论界得以产生的前提。但我们确实无法知道,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沧桑之后,张季鸾还能回到我们中间吗?《季鸾文存》还能激动这个古老的民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