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网站》- 时政与评论

让孩子的生命在我们父母身上延续 —— 丁子霖访谈录

 

 

李衡

 

李衡(以下简称“李”):丁女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今年2月底,也就是“两会”前,我们看到了“天安门母亲”给“两会”代表的公开信,题目是《请拿出勇气,冲破禁区,直面“六四”》。自1995年以来,您们每年都坚持给“两会”代表写公开信,要求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您们提出了3项要求,概括简要地说就是“真相、赔偿、问责”。我想问的是,这些年来政府对您们的这些要求是否有所回应?他们怎样对待您们的这些要求?再有,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您们的这3项要求?

丁子霖(以下简称“丁”):好的,是这样。从1995年我们27位难属第1次写公开信,到今年2009年的2月底,我们已经是第15次给政府领导人、“两会”代表写公开信了,但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包括今年在内。这些信除公开发表外,我们也用挂号信邮寄给了政府和“两会”。今年,我收到了信访局给的挂号信回执。

政府方面的态度,你们可以从今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得知。当时,美国之音记者提问:“九五年以来,天安门母亲几乎每年给‘两会’写信,提出解决‘六四’问题的主张。这些信‘两会’代表收到没有?有什么反应?”赵启正不就是这么回答的嘛:“党和政府已经做了结论”。他们不断重复这句话,这也就是这些年他们对我们的公开信的答复。当然,他还讲了一些别的,什么“必须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他们一直是这样为当年的镇压辩护的。

李:据我们所知,各界都很支持您们的3项要求,即调查、公布真相;公开道歉,给予赔偿;追究法律责任。这3项要求,既坚持道义原则,也很理性。

丁:其实我们“天安门母亲”提的这3项要求也有一个过程,就是有一个初步形成共识和逐步完善的过程。譬如说,1991年我第1次向海外媒体披露了我儿子遇难的真相;1993年我向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采访者注:丁子霖受邀出席此会,但终因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成行),其中公布了16位死难者的名单、他们遇难的真相,以及我们寻找这些遇难者的经过。那个时候,我的要求只是停留在要求真相,要求政府给我儿子的死一个说法,给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一个交代。

1995年,我们提出要组成专门的“六四”调查委员会,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并向死者家属作出个案交代。到1997年才形成了3项要求,也就是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1997年我们公开发表声明,除了提出3项要求:“真相、赔偿、问责——就是司法追究”,我们还特别提出了要求和政府平等对话来解决“六四”问题。所以应该说,我们的诉求到1997年算是基本完善了。

李:您说,您们预料到政府不会理睬您们的这些要求,更不会解决“六四”问题,但是您们多年来为什么如此坚持提出这些诉求呢?

丁:我们之所以坚持这些,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不断地搞政治运动,草菅人命,乱整人、整死人。将人整死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他们根据政治需要,或者可以说是根据党内派别内斗的需要,又来平反,笼络人心,重新组合他们的力量,维护他们的统治。因此,我们觉得必须改变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不接受所谓的“平反”,不接受将受害者当人质的做法。我们终于认识到,需要改变中共那种“迫害——平反”的传统轨迹。好像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说一句“平反”,受害人就要感恩戴德,事情也就此完结。所以我们要求,必须把“六四”问题的解决纳入法制轨道,要按照法律准则解决问题,对于责任者必须追究法律责任,不能由某一个党派、某一位领导人说了算。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类似的悲剧今后再发生。

李:您们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死去的亲人讨说法了,这已经有一种“为天下”的胸怀了。

丁:在“六四”中,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因此我们更觉得应该珍惜生命,珍惜孩子、青年,哪怕他们不尽人意、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够再让年轻人及他们的后代遭到我儿子和那些“六四”遇难者同样的命运;也不能够再让中国的父母亲们遭受像我们这样的丧子之痛。我们必须杜绝这些悲剧在中国重演。因此,我们要求公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如此,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可以以此为鉴,在中国民众中建立并普及尊重生命的观念,而这也是迈向公民社会很重要的一步。

“六四”是共产党残害生命的集中体现。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历史。在我们“天安门母亲”中,没有人想要去颠覆中共政权,但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宣扬的、从苏共列宁、斯大林那里所接受来的那一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必须颠覆掉,而且要彻底抛弃。否则我们的中华民族那真的将是万劫不复,永远难以立足于人类进步的潮流。

这也就是我们年年坚持写公开信的意义——我们自认为的意义。所以尽管政府当局不给我们任何回答,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全体难属的事,是我们的信念和主张。就我们的实际情况,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我们就按着我们的理念来做。这样做,我认为不仅是向中国政府呼吁,而且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自我启蒙,也是对我们的信念与耐力的考验和培养。当然,我们也是对社会说话,对民众说话,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对他人对民众的启蒙。人们看到我们的公开信——如果他们能够突破网络封锁而看到,他们的某些公民意识、良知和责任感就会受到触动或启发。我觉得公民间需要相互的交流、启发、促进,不是谁对谁,这就是民众的自我启蒙和觉醒吧。作为“六四”难属,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以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方式来呼唤民众的公民意识。当全社会人人尊重生命,抵制暴行,捍卫人的权利和尊严,有力量制约权力,那么“六四”惨案就不会再发生了。

虽然政府早已给“六四”定性了 ,并声称不会改变,但是,我们还是努力去做。我相信“点滴”的努力,点滴积累,水滴石穿。中国的进步需要人们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去做,需要坚韧,需要坚持,按着同一个方向,事情或迟或早会起变化。“天安门母亲”是个很弱小的群体,能说能做的事情很少,很有限,但是我们会坚持去做,做一点是一点。

李:您说的很让我感动。就我所知,您们原来都是普通的母亲,要求的也是普通人的生活和幸福,您们并没有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做英雄,您在63日曾阻止您的儿子上街,您们自己也没想过要担负国家、民族的重任。但是“六四”改变了您们,改变了您们的全部生活和命运。我记得“六四”后,那一段时间很是恐怖,学运领袖们不是被捕就是逃亡,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您们站了出来,先是找自己的亲人,然后是找别的死难者;先是讨个说法,后是寻求社会公正和道义;您们由痛惜自己的孩子,而要求珍惜天下的青年和生命;您们由“六四”血案而想到国家和民族,要求改变当代中国的残酷政治。一晃,您们已经做了20年。其实,您们已经是“六四”这场血难的祭奠者,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道义承担者,特别是这20年来,是中国人道德急剧沦丧的时代。

丁: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民族确实是个健忘的民族。这点上,我们不优秀,远不如犹太人,许多生命白死了,血白流了,我们没有把苦难转化为文明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提醒民众、提醒执政当局,坚持为死难者说话,为他们诉求公正和道义。我们对“六四”的记录、 叙说以及道义的追求,就是与民族的健忘抗衡,就是与当局故意淡化血迹抗衡,也是和我们自己的消沉和郁闷抗衡。我认为我们这么多年的坚持,还是带来了越来越好的结果。尽管政府没有善意的回应,对我们持续打压,但是我们的讲述和呼吁还是在海内外有了一些影响,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六四”有了更多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民众同情和支持我们,而我们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改变和提升。

李:最近戴晴重新提出以南非模式来解决“六四”问题,您怎么看?

丁: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十年前陈一谘先生从美国给我传来了一份宽容和解的呼吁书,对这份呼吁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份呼吁主要是在美国的流亡者搞的,他们认为我能够说服许良英先生签名。可是我看了这份呼吁书,觉得不能认同,因为它没有提出调查真相、伸张正义、给予赔偿的要求。而这些是和解的前提,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和解。我就跟他们说,当局还在赤裸裸地镇压,全无悔意,你这份宽容和解完全是剃头担子一头热。镇压者一方他们有没有认错、道歉?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感觉到他们有这个意思,他们还坚持认为“六四”是平暴呢。难道要我们受害者向他们和解,来宽容他们吗?谁宽容谁呀?我没法和解。所以我说我不认同。你要我签字可以,我也可以拿去给许先生签名,但是呼吁书要改,就是和解要以正义为前提和条件。我说据我对许先生的了解,他的观点跟我的差不多。陈一谘说我说得有道理,但是改已经来不及了,呼吁书马上就要发布了。因此,这份呼吁书,我没有签名,许先生也没有签。这是十年以前的事。

我注意到最近戴晴重新提出的见解,借鉴南非模式来解决“六四”问题。前一阵子,有媒体问我对戴晴呼吁的态度。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基本上是欢迎她这个呼吁的。为什么呢?这里,我只能谈我个人的态度,不代表其他难属,我们还没有交换过意见,但我相信,难友们的意见不会一致。

我跟戴晴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欢迎戴晴的呼吁,因为她说的“真相、正义、和解”和我们的3项基本诉求有相似之处。首先是真相,一定要真相。我们要求对“六四”进行独立的公正的调查,整个“八九”运动的真相都必须大白于天下。屠杀者施暴者这方面的真相是什么?受害者方面,学生方面,工人、市民方面,以及学自联、工自联方面的真相是什么?大家都需要尊重事实。这个真相,我觉得是应该全面的、完整的。只有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我们才可能求得公正和正义。真相是正义的基础,没有全部的真相是谈不上正义的。在要求真相这一点上,我们与戴晴一致。

再有,戴晴的呼吁书也提出了“正义”,当然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不同,但我想如果我们在对生命的尊重、对法制的尊重上能有共识,那么我们对“正义”的理解的差异就不会很大。再有,戴晴的呼吁也提到赔偿问题。

至于戴晴对“八九”运动的评价,她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应该尊重个人的见解。但南非和我们的背景有所不同。南非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问题,而且当时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那时白人已经处于劣势了,他们主动对黑人做出了让步,归还了黑人的社会权利,这是和解的前提。如果中国政府也能对民众这样做,那么和解就有希望;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

现在不断有学者发出解决“六四”问题的呼吁,虽然观点各有不同,但我认为这样的呼吁越多越好,因为每一个呼吁都是对中共政权说“不”。体制内外、海内外、海峡两岸,大家都来提解决“六四”的模式,各种方案都可以提,要鼓励提,彼此启发,互相比较、弥补。不要当别人拿出一个方案,不合自己心愿,马上就给人家打回去。我觉得这样不好。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就应该建立在多元的基础上,要互相尊重,何况像“六四”这样重大的事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过去、未来以及今天的现实。中共当局不希望人们发表对“六四”的意见,他们只想保持政府的结论,全民一致。

其实,我们在1997年就提出了与政府当局进行平等的、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199910周年的时候,我们还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六四受难者对话团”。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还以对话团的名义给政府领导人和“两会”代表写信,表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到了20082月,我们寄给“两会”的公开信的题目就是《关于六四,请政府拿出一个对话的时间表》。

李:您提到了海峡两岸,那么您认为台湾方面也可以对解决“六四”问题起到作用吗?

丁:解决“六四”问题,我们需要坚持原则,但也需要务实的态度。比如马英九可以不用说“六四”问题不解决,统一不能谈。国民党当局可以和中共沟通,进行和解;国民党也可以就“二二八事件”的教训及问题的解决,给中共提出一个参考方案。总之,解决“六四”问题的方案可以是多元的,可以有各种见解。关于“八九”运动,也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评价。

李:您怎样看待“八九”运动?

丁:到今天,我还是认为“八九”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伟大就伟大在首都有百万民众参与,我想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史上非常壮烈的一面,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一面,我以此为荣。我想这百万民众都是普通的参与者,他们并不是受到哪一个学生领袖鼓动起来的,我觉得这股动力来自于全民对我们国家的热爱,对民主、自由的热爱;对共产党40年专制的抗议,对社会不公、权力腐败的抗议。正是这些,将民众推上街头,这是“八九”民运的精髓。所以我认为“八九”民运是非常伟大的,尽管最后以悲剧告终,尽管我儿子为此丧生了,但是我还是赞誉这场运动,为我的儿子自豪。但我并不排斥别人对这场运动的不同评价。

李:我注意到,为了打破解决“六四”事件的僵局,在今年给“两会”的公开信中,您们提出了5条具体要求,包括:“1、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2、允许死难亲属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3、不再阻截、扣没海内外人道救助捐款,悉数发还已冻结的救助款项;4、政府有关部门本着人道精神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受害人解决就业、低保等基本生活保障,此项帮助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5、消除对‘六四’伤残者的政治歧视,在公共参与、社会待遇上与普通残疾人一视同仁。”

丁:这些要求是我们在2006年提出的。这些年来,我们的3项基本要求,即“真相、赔偿、问责”,始终如一;但是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从实际出发,我们提出了先易后难、逐步解决的方针,这也是我们集体的智慧吧。3项基本要求是原则,但事实上这些不可能一下子完成。那么,我们就先争取从容易的做起,一点一滴地做。我们提的这5条具体要求,都很实际,其实也都是政府能够做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李:3年来,您觉得您们的这5条具体要求有所实现吗?

丁: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我不说“进步”这一词,但是事情还是有些变化的。第1条就是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以我自己为例吧。我觉得当局对我的电话监控没有撤销,不管我到哪里,都是24小时的电话监控。另外,我们的电子邮件也成了“公开信”,每个邮件都被他们“过目”,也就是说我们的电脑也是受他们监控的,我们没有“秘密”可言。但是,我外出不再有贴身跟踪了。20072008两年,我在63日夜里到木樨地,给我儿子及此地遇难者做祭奠,没有受到阻拦。这说明他们对我的人身限制还是有所放松。第2条,允许死难者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前面说到的木樨地路祭,那也可以算是“公开”吧,当时面对众多境外媒体。虽然有便衣们的监视,但他们没有干涉。当然,我们没有发表讲话,只是默默地祭奠。第3条,当局在1998年扣押了我们11,620德国马克的人道捐款,这是德国留学生在“八九”后,捐给“六四”难属的。

李:他们一直没有给您们吗?

丁:没有,他们没有给我们,也没有退还给德国留学生。这笔钱是德国一个州的大学留学生为我们募捐的。对方送来的是支票,在兑付现金的时候,北京国家安全局就通知中国银行无锡分行将这笔汇款冻结了。每次冻结半年,至今已经冻结了21次,一共冻结了10年半。就是在前几天,我给国家安全局打了电话,我提醒他们不要再继续冻结了。这么一笔小小的款子,你如果继续冻结下去就真的太没有道理了。但他们依然如故,又给银行发去了第21次续冻通知。

4条是他们最应该做的,这完全是一个人道问题,而且这对他们来说也最容易做到。生活困难的市民还有低保和就业帮助等等,为什么因为是“六四”难属就没有这些福利?而且政府有钱,官员们大量地贪污、挥霍公款,为什么就不能拿出一点来帮助“六四”难属?许多难属非常困难,但是20年来,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

李:一点都没有吗?

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李:实际上,这已经是政治歧视了。

丁:关于政治歧视,我跟你讲件事。现在方政不是到美国去了嘛?“六四”,他的双腿被坦克碾断,高位截肢。我是90年代初认识他的,我知道方政和他的家人根本就没有想要出国的意思。国家只要消除对他的歧视,能让他一家生活得下去,他哪会愿意背井离乡呢?当年,方政23岁,现在已经43岁了,20年了,成了中年人了,女儿也大了,上小学了。可是他一家三口,妻子没有工作,方政是个半截子人啊,两条腿都没有了,他们怎么活?他一家的生活就靠他父母的退休金维持。方政多次要求,安徽合肥残联才给他一份月薪320块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地点在3楼,他的轮椅怎么上得去呢?

这次是美国的教会系统帮助他去美国治病、装假肢、换轮椅,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登机前一天,省残联叫他回去,不要去美国,说什么:你的问题都好解决,生活、工作都会给你安排合适,假肢、轮椅也都可以给你换最好的。但是,他们早干什么去了?整整20年了。方正是非常温和、非常理性的人,他真是什么苦都吃够了。他只有个小小的要求,给他一份工作,让他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前两年,他们给他安排一个为残奥会训练运动员的事,一个月就几百块钱,这让他一家怎么糊口啊?1994年,由于方政是“六四”伤残者,当局剥夺了他参加远东及南太平洋伤残人运动会的资格,这完全是政治歧视。在国内,他一家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方政是被迫无奈走的。像方政这样的“六四”残疾人,国内还有一大批,20年来他们一直在默默地承受着苦难。

李:他们其实都是普通的老实人。

丁:如果一个政府真有点诚意,这些问题根本不难解决。你国库有那么多钱,你们可以刺激经济、去买美国的国债什么的,怎么就不能拿点钱帮助这些同胞呢?还说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呢。

政府不作为,我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我们从2007年开始,成立了一个“六四”难属老年特困户专项基金,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2007年新西兰某民间团体给了我们一笔“天安门母亲勇气奖”奖金,3千新元吧,之后刘晓波也把他的那笔奖金给了我们,王丹、王军涛也给我们捐了钱,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也捐了钱。虽然这些钱的数目不多,但是够我们启动的了。目前,我们找到的“六四”难属很少,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有政府才有完整的名单。

我们要求政府解决“六四”难属的困难,但绝对不能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比如不能以息诉为条件。我们和政府之间什么都可以谈,但是有两条,一个就是不能亵渎亡灵,另一个就是不能损害我们死难者家属的人格尊严。这是我们的底线。别的都可以谈,这两条没商量。我们为了表示解决“六四”问题的诚意,为了打破僵局,确实很认真地思考了可以先做些什么。

李:您们提出的这几条都很实际。在您们的公开信中,我还看到至今您们这个群体中已经有19位难友过世了。20年前,您们还是中年人,但现在已经是老年了,许多人已经八九十岁了,在今后一些年中,可能还会有人陆续离世。这让人很悲哀。您们认为,比如您和蒋老师,还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重新评定“六四”吗?当然,我们期待这一天,但是如果等不到呢?您们怎么想?怎么准备?

丁:我们今年给“两会”代表写信的时候,已经有19位难友离世了。信发出以后不久,33日那一天段宏炳先生又去世了。他们没有看到讨回公道的一天。像我们这些年迈多病的人,可能也未必能看到那一天,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有生之年尽心尽力地去做。我们意识到人死不能复生,那就让孩子的生命在我们父母身上延续吧。只有这样,我们每活一天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们的心也就安了。所以我们在世的时候,要把这个事情的基础打好了。我想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了解的有关“六四”真相都记下来,用文字、用声音交给历史,交给我们的同胞,交给这个世界。

你看我们近年来每年的新春聚餐会,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的难友是由他的儿子陪着来的,有的由她女儿陪着来的,有的时候是由兄弟姊妹陪着来的。好几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这些亲属已经走得越来越多了,但是自有后来人吧。最近我们有两家外地难属,经我给他们介绍,他们认识了、见了面,相约如果他们也不在人世了,将由他们的孩子来完成他们的遗愿,来讨回公道,这让我很受鼓舞。

李:这是很欣慰的事情,您们的志向可以传递下去了。

丁:我有点心慌,但还有点力气,不想休息了,就把话说完好吗?

李:好。关于“六四”惨案,人们对学生方面也有批评,认为他们也有责任,特别是对某些学生领袖。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丁:我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它对我是很残酷的,我常常都不敢往下想。这20年来,从寻访到的遇难者来看,他们都是些普通的参与者,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还是市民。当年5161718日,一连几次大游行,每次都有百万人参与,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让世界看看,我们中华民族也有觉醒的一天。但是,接下去的“六四”大屠杀,却又是我们民族的悲剧。那些在大屠杀中浴血奋战、最终罹难的,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众。当然,“六四”屠杀以后,有很多被通缉的学生领袖,有些成功逃亡了出去,有些被抓走判了刑;他们出狱以后,有的留在国内,有的流亡到海外了。可是在我们找到的遇难者伤残者名单里面,你能找出当时一个大大小小的学运或是工运的领袖吗?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民众挺身而出,自发地、自愿地在最危险的时刻、到最危险的地点去保护广场内学生的安全。我不知道广场上的学运领袖是怎么想的?以前,我在接受卡玛《天安门》影片采访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柴玲说过那一番话。后来看了《天安门》以后,我才知道她说过:“我们期待的就是血流成河,这样民众才能觉醒。”我觉得她这话说得不对。如果确实讲过,我觉得她就应该反省认错。因为她下面还有一句话,说她和大家不一样,她是为了安全[采访者注:“我跟大家不一样”、“ 我要求生”见于1989528日柴玲与美国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作的录影讲话]。人的生命是等值的,都应该是无价的。你怎么能够期待的就是血流成河呢?让我怎么说好呢?刽子手不惜血流成河,你搞民主运动的,你们不肯撤离的,难道你期待着屠杀吗?

李:是啊。这样的话,无论是谁说的,谁曾这样想过,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丁:这里,我无意责备这些当年年轻幼稚的学生领袖,但是20年过去了,我想至少我们这些遇害者的母亲有权利要求他们反思一下吧。

李: 对。

丁: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现在可以远离政治,他们可以去投身商界,去臣服权力,可以去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也可以去享受幸福甜美的家庭,这是他们的选择,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对于20年以前发生的这场惨案,他们应该不应该有一点道义的担当呢?这个道义的担当并不是要求他们今天来如何如何,但是至少应该有所反思吧?有错就要有勇气来承认错,所以我们说的直面“六四”,当局要直面、刽子手要直面、我们遇难者要直面,当年的大小责任者也应该要直面。那份民族的苦难,屠杀以后的苦难,天天由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普通的父母们来担当,这公平吗?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隐隐作痛。

我始终认为,杀人者有罪。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的想法、愚蠢的想法甚至于野蛮的想法,这是过。罪和过是不一样的。但是必须反思,有过错就必须承认过错。不要直着脖子,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共产党不也是直着脖子认为它一贯正确,从平暴、到动乱、到风波,到什么什么,党永远都正确。你学生这边不要也批评不得。有错就是要认错。那怕你现在跟政治完全脱离了,无关了,可当时你是参与政治了。你当时错了,就应该认错。

90年代初以来,坚持给我们遇难家庭人道捐助的大部分也都是海外普通的留学生们,风云人物并不多。当然,也有团体捐助。全美学自联1993年开始给我们捐助,从1999年以后,中国人权也开始帮助我们。

李:“六四”血案给您们带来了太多的苦痛,这是可想而知的。

丁:这个世界确实是残酷的。我想唯其残酷,所以我们才需要呼吁这个世界多一些爱。让爱的力量消除这种残酷、这种无情。我想我自己也是母爱的力量才促使我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其实,我所能承担的这份道义责任极其有限,非常有限,并不足以促使当局去改恶从善,只有大家一起来做,方方面面一起来做才有力量。

李:海外各界还能够给予您们哪些帮助吗?

丁:我丈夫去年111日发病(采访者注:脑梗阻),大夫嘱咐说他3个月内是最佳康复期。在这3个月内,我尽我所能地帮助他康复,所以我在今年21日以前基本没有接受什么采访。21日以后,我才开始接受采访。到35日,我觉得我的身体实在不行了,而且我也得把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完成我们难属的重托,就是我们为纪念“六四”20周年做的一些事。

最近在接受采访的这段期间里,我深深感觉到,英语世界对“六四”了解不够多,包括这些媒体采访,什么都要从头说起。尽管当年的大屠杀、“八九”民运是在全世界的聚焦之下发生的,但毕竟过去20年了,这些也不是人家国家的事。我们“六四”难属的第3本书《寻访六四受难者》(2005年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其中我们整理了50篇寻访录,还有1篇“风雨如晦十五年”。我想如果这本书能够翻成英语出版,那么将有助于让西方媒体、读者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八九”运动和“六四”惨案,以及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出版这本书的英语版是有意义的,我们期望有人翻译出版。

你想,我们这些老弱病残,来日无多,我们个人已无所谓了。我们就是想用所有生命的力气把这些文字资料留下来,留给历史。

李: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200941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