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两个“公民权利宣言”

 

9月28日，由丁子霖、林牧、江棋生、蒋培坤、魏晓涛联署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与《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发表。两个宣言的起草人为蒋培坤，发言人为江棋生。宣言以中、英、法等多种文字发表，多家海外媒体如美国的《纽约时报》、法国的《费加罗报》以及一些海外电台均作了报道。

为此，丁接受了《纽约时报》及《美国之音》等媒体记者的采访。丁在采访中表示：“六四”以后，有一个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像“六四”大屠杀那样几乎遭到整个国际社会同声谴责的事件，今天中共仍然能够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为什么共产党在打天下的时候声称要争取自由、民主，而在坐了天下之后搞的仍然是专制独裁？为什么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历程会那么艰难？

丁对此表示：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民主社会，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人中间，那种既敢于承担责任又有责任能力的人实在太少，往往是在社会情绪高涨的时候，大家一哄而起；而当社会情绪一旦退潮之时，又都退回到那个“沉默的大多数”。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心理中，十分缺乏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识，更不知道象自由、人权等等都是每一个体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不懂得一个人如果不能享有这些权利，就没有了做人的尊严，那么他就只能听凭专制独裁者的任意摆布。

 

 

她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中国的老百姓方面来说，是由于几千年来皇权主义传统的束缚，他们养成了一种依附性的性格。当他们能够相对安稳地过日子的时候，就很容易满足，甘心当顺民；而当他们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变而为揭竿而起的暴民；而且，即使在被迫造反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也仍然是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正是这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一个好皇帝或一个好领导的传统观念，阻碍了他们自己起来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这种情况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就给了现今中国的领导人一个借口，说中国国情特殊，同西方不一样，中国首要的人权是老百姓的生存权，中国不适宜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她表示：发表《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就是想改变上面所说的那种状况，让中国老百姓知道，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西方人享有这些权利，东方人同样应该享有这些权利。在中国，不首先争取到公民的自由权利，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即使实行了民主，那也很可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老百姓的命运依然会受少数几个政治寡头或者政治强人所支配。不懂得自由、人权是实行民主前提，还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那就是把民主搞成象过去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局面。共产党喜欢搞群众运动，中国的老百姓也很容易被发动去参加这种运动，结果这种所谓的群众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到了与群众意愿相反的方面。在共产党执政的50年里，许多践踏人权的暴行就是在群众运动的名义下发生的。这样的历史教训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发表这个自由和权利宣言，也是为了在中国结束这种群众运动的历史。

关于“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丁表示，这是旨在使人们意识到作为公民人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经济及社会权利。

她说，在当今的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是腐败。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中国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也就是源出于中国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现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腐败的背后就是这种社会不公。

至于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腐败，她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政府和党派的权力，专制体制导致权力的绝对垄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如何迫使权力退出市场。

在被问到上述“公民权利宣言”与捷克的“七七宪章”有什么异同的时候，丁作了如下说明：我们在起草过程中详细研究了“七七宪章”的经验，可以说出发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为了争取和维护公民权利，都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活动。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宣言更带有启蒙的性质，因为中国缺乏崇尚自由、民主的传统。

 

中国政府冻结“六四”人道捐款

这一年的夏天，旅德中国留学生给“六四”难属送来了两张总数为11620马克的捐款托收支票，丁在无锡中国银行东门办事处办理了托收手续，托收到期，银行电话告知丁，汇款已到。待丁去银行兑取时，却又被告知，这笔汇款已被冻结，不能支付。丁蒋随后赶到中国银行无锡市分行询问究竟：由谁出面冻结，何时、因何冻结？

银行方面称：这是国家机密，上级交代不能说。在丁蒋的一再追问下，银行方面不得不告诉是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出面冻结，并由该行营业部主任向丁蒋出示了北京市国安局的冻结通知书。丁要求复印，不允，说可以手抄。丁抄下了那份冻款通知书。这份“通知书”称：“兹因侦查工作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下列汇款请停止支付六个月（自1998年10月8日起至1999年4月7日止），逾期或者撤消冻结后，方可支付。存款户名：丁子霖。”

对于这件恶性冻款事件，丁于10月27日以个人名义向中国政府及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发出强烈抗议，并向联合国人权专署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各国政府首脑及议会议长、各国际人权组织、旅居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发出紧急呼吁，请求各方采取切实步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力促此次冻款事件得以顺利解决。

在这份呼吁书中，丁对这笔捐款作了如下说明：“这些年来，所有参与“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事宜的海内外朋友及受援者都知道，‘丁子霖’这个名字已是‘六四’受难者群体的一个代号，以‘丁子霖’名义接受的“六四”人道捐款均不属于丁个人，丁只是受捐款人委托向受难亲属转交该项捐款。此次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冻结的款项，同样不属于丁个人所有，而属于整个‘六四’受难者群体。‘六四’受难亲属作为中国公民，有权接受海内外各界的人道捐助；冻结此项捐款，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严重侵犯。”

呼吁书引述了1994年关于《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呼吁书中的有关内容，即：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都只是属于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只能通过个人联系救援事宜，暂时可由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力求减少中间环节，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者及其家属。”

呼吁书对政府当局的这种非人道行为进行了谴责：“9年前的“六四”屠杀事件，留下了数以千百计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遗孤，失去谋生能力的伤残者。9年多来，他们非但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抚恤，反而遭受政府的种种非人道、不公正对待。不少难属孤寡老人难以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不少受难家庭无法负担遗孤的教育费用，不少伤残者和受难亲属正面临失业、下岗困境。如果政府还讲一点人道的话，怎能忍心冻结、扣押给予这些无辜受难者的人道捐助！政府在9年前杀害了他（她）们的亲人，难道在9年后的今天，还要把他（她）们逼向绝路！“

此次冻款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起了在京难属的愤慨，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珏、苏冰娴、尹敏、尤维洁等51位“六四”难属向政府当局发出了抗议书。抗议书说：“几年来，世界各地给我们的人道帮助，虽然也曾受到官方的种种干扰和阻挠，但终究没有发生过明目张胆劫持款项的事件。这次却由安全机构白纸黑字下令冻结，并且是在中国政府刚刚签署有关人权公约之后，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劣行径，不仅令人作呕，也是自取其辱！”抗议书还作出如下声明：“在此，我们向官方最高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解冻这笔银行汇款。我们不希望逼迫我们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

这封抗议书由张先玲、李雪文、苏冰娴等八位难属代表，排除种种障碍，前往国家安全部递交给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事后，李雪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难属们觉得，这些年丁子霖帮我们募集捐款确实是很辛苦的。她从“六四”儿子死了以后，化了很大很大力量，为难属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而且她还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现在眼看春节要到了，有很多很多人靠了这点钱来维持生命的啊！——他们（指政府）刚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马上在国内实行这种打压，这不完全是伪装的吗？你怎么能在国际上取得信任呢？所以我跟大家去了国家安全部……。”

同时前往国安部递送抗议书的周淑庄女士在接受了海外媒体采访时悲愤地说：“中国政府应该赶快解冻这笔钱，快过年了，中国传统在除夕要吃团圆饭，但我们的亲人却永远无法团圆了。这是给难属的钱，不是给丁子霖的钱，政府把他们的亲人杀害了，这些家属政府不管，现在海外的朋友来关心我们，却被政府扣了，你说怎么向世界交代得过去呢？特别是那些孤儿寡母，因为要留着钱上学啊！这些钱确实起了作用。最近有4位孤儿考上了大学，给他们一些钱，那就起了很大很大作用。赶快解冻这笔钱！”

在发生冻款事件几天里，中国国内北京、陕西、浙江、湖南等地的130多位民间异议人士以及旅居海外的20多位知名人士纷纷发出抗议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发还此项人道救助捐款。美国西海岸的民主教育基金会、矽谷民主促进会、美国民联阵以及旅德中国留学生等表示声援国内难属为争取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抗争。其他欧美各国的独立异议人士也都纷纷接受媒体采访，一致谴责中共的卑鄙行为。

 

丁子霖被授予瑞士自由人权基金会1998年度“自由和人权奖”

11月7日，瑞士自由人权基金会授予丁子霖本年度“自由和人权奖”，颁奖仪式于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由于丁不能前去参加颁奖仪式，由旅居瑞典的人权活动人士茉莉女士代为出席。据该基金会称：这个奖项之所以颁予丁子霖女士，是由于她对中国的自由、人权作出了大量的贡献。9年来，她在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一方面参加了争取人权和自由的抗争，另一方面致力于寻访和救助“六四”受难者，帮助受难者亲属克服各种困难，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11月7日的颁奖仪式上，瑞士的一位著名演员（姓名不详）用德语宣读了丁的获奖答词。丁在这个答词中说：“在1989年，我们的亲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以后的9年多时间里，我们作为死者的亲属为了同样的目的继续付出了代价。这都是我们自愿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永远不能成为自由人类中受人尊重的一员。”

在颁奖仪式上，丁还委托茉莉女士展示了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照片。丁对这幅照片作了如下说明：“照片上的死者名叫吴国锋，生前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三年级学生。89年6月3日深夜他携带照相机骑自行车独自离校，于北京西单附近遭枪击，头部连中数弹，挣扎于血泊之中，戒严士兵又用刺刀猛刺其腹部，致使肠子流出体外。吴当时以徒手抢夺刺刀，手心处留有深深刀痕。但终因伤势过重而死亡。”丁说她为了寻找到这位死者的亲属，整整化了八年时间，而这张照片在死者亲属那里已整整珍藏了9个年头。她说：“当我第一次面对死者的照片时，我的心被当年的那种残暴强烈地震颤了。”

在此次颁奖仪式上，茉莉女士和德国的一位汉学家（姓名不详）为丁的获奖表示祝贺并作了演讲。

自10月26日发生“冻款”事件后，《自由亚洲电台》“目击者说”栏目主持人力万方对北京和外地的“六四”难属及伤残者作了系列采访，作为该台1999年纪念“六四”十周年的重点节目。这次采访一致延续到了下一年的“六四”前夕，共有34位“六四”受难者接受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