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最后的留守者（一）

溯石

海外早就有着“八九一代”的说法，却从不知晓。在禁忌之地，长久以来以为它只是藏在一些人心中的秘称。

多年前骤然闪过这个意识，也曾从同辈口中毫无预兆地听到：“我们是八九一代”——带着生命的惊觉与庄重。在我心中，有过启蒙先驱的“五四一代”，有过长兄如父的“四五一代”……而“八九一代”，是某种宿命的秘密代码，是不可逾越的信念操守，是一段未完成的道路，一架铺设中的桥梁。

“八九一代”，不仅仅是一个代际指认，它无法来自他者的命名，只能来自隐秘的认领。

“社会闲杂人员”

1989的前一年，我完成了大学学业，学生身份随告结束，工作前景起起伏伏，从明朗两度转入莫测。及至八九之春，却乐得处在一个空档。春潮初起之际，曾为自己不复学生而沮丧，风起云涌之时，又为不能置身某家单位的游行队列而懊恼。有朋友为我找到了归属——“社会闲杂人员”，一个当时经常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官方广播中的词汇。在那五十天里，我在广场学习、成长，在街头接受启蒙，见证人心，但“社会闲杂人员”的身份终究是尴尬的，边缘的，自认相关经历也必然相当空泛，不值一提，因此轻易便交付给了岁月和遗忘。不久前，偶然发现“八九”春夏时节留在碎纸片上的一点残章断简，其实只是随机记下的几个关键字，几个人名，几个事件，极粗略而无章法，漫长时日中从未触碰过，甚至忘记了它们的存在。隔着三十多载，那稀少的字词忽而显出些珍贵，我试图唤醒它们，回溯一个“社会闲杂人员”的一段闲杂岁月。

“四月是个残酷的季节”

——艾略特

美国诗人的这句判词，总被添上更丰富的注脚。

四月有风凄雨泣、呼告无地、洒血洒泪的悲情，四月也有过扬眉拔剑的愤激，四月还出现过最明丽的天空，最诗意的大地，最相爱的人群。

或许“八九一代”心中有着一个永恒的、共享的“四月”，这个“四月”是传说中的、最传奇的“节日”，是我们长久的理想光芒所在，也是无以解脱的哀恸所在，至今它依然是“残酷的”。

1989年的“四月”始于4月15日。胡耀邦走了。

首站，直奔北京大学三角地。我看到了远超预想的挽联挽诗、大小字报。两日后，转移聚焦天安门广场。眼见广场人群呼啸聚起，迅速扩大，至夜不散。

我的幼年里有过另一个“四月”——发生在1976年的“四五”，那时我远离现场，却将它视作自己人生的重要开蒙。 1989年的这个“四月”，我知道自己能亲证历史了，它必是最宝贵的青春印记。

“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是“四五”最著名的诗章，它的刚健气质，也是那个时代最可敬的气质。

1976的“四月”故事有个振奋人心的结局。清明的泪，出鞘的剑，仅仅两年后，便化为金秋的礼赞。诗歌与花朵，道义与人心，笑到了最后。我曾有过深切的“四五”情结，我甚至认为它昂扬的基调，奠定了内藏的生命的明亮底色。

《于无声处》《生活的颤音》《有这样一个小院》《抹去吧，眼角的泪》……“四五”的余音久久缠绕于心，中小学生时期的作文里，我总是力图嵌入“四五”作为背景，大学时代的“四五”清明，仍会特意走到天安门广场默然怀想。

13年后，眼见历史记忆中相似的演讲者、朗诵者、抄录者、拍摄者在现场复活……花圈，条幅，诗歌再次布满天安门纪念碑四周。

闻到了1976年“四五”的味道。于无声处，惊雷欲震。

据传某处还出现了一个砸碎的“小瓶子”——我对“四五”中的“小平头”印象深刻。

“民心如镜”

——几个清华人

“是一身硬骨，是满腔真诚，岂有寿终正寝……”

“一生不自保，千载有英名”

在众多悼文中我着重抄录了它们。

我爱胡耀邦，由来已久。只因他“唯有赤子心”，只因他在人格上是个违逆传统糟粕的珍奇异类。从最初电视新闻、报纸图片看到他，面对他的一派热烈坦荡，至真至诚，便时时生出欣悦与感动。

他有着一目了然的热切、真朴、敞亮，也有着显而易见曲高和寡的孤独。在这块盛产油滑世故、退避逃逸的土地上本就罕有此类文化人格，而他居九五之尊仍葆有率直、透明、勇毅的品性，更是一反机谋诡诈暧昧阴鸷的帝王人格传统。

日常不难听到这样的议论，说他不够稳重，不够威严，情感外露，缺少城府，每闻此言我必愤懑不平，痛感传统的重轭仍令人艰于呼吸——由此，我始终执拗地认为，矫枉必须过正，正如两个被民众授予“民族魂”的人物——鲁迅，胡耀邦，人格风范恰是最违逆传统的异类。

国家至尊者的个性气质当然直接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气候风貌。80年代那些春回大地、阳光明媚的日子，自然与胡耀邦的个性相关，80年代果真也是创造奇迹的年代，而我们的青春岁月竟也有幸从“奇迹”岁月走过。

李先念曾称胡为党内的“阳人”。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过：胡伯伯打牌，一手牌全桌都看得到。曾有好心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他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曾看到文艺界前辈忆及胡耀邦每每动容：他是史上最关心文化事业的国家领导者，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让人如沐春风……但最终，却只能目睹他在那个群起攻之的“生活会”上大放悲声。

1987年元月天光惨淡，自己处于形神俱废状态。风雪交加之际，忽闻学生被捕受难，胡耀邦被迫辞职下台，永恒无解的存在之惑叠加无力回天的现世之痛，终于复合搅拌为一场生命历程中严重的精神危，个人的生命轨迹由此与这位历史人物发生了记忆关联。我以为这种关联是种巧合，但置身广场意外地发现，原来胡耀邦并不缺少知音同道，驱动民众、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前来集会追悼的，正是他们与胡耀邦间各种深切的精神渊源。

标为“几个清华人”的四字横批对现场民意心潮做出了最好的概括：“民心如镜”，《中国青年报》即时敏感地捕捉刊登出来。

“何处招魂”

——中央美术学院敬挽

4月18日学生提出“七条”及“对话”的诉求后，和平请愿便与哀悼活动相随。对“七条”印象尤深的是要求否定并平反“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开放报禁”。我当时记忆中的“文化英雄”多来自那两场倒春寒的文化“运动”。

民运的帷幕迅速拉开。大量和平请愿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中南海静坐，继之发生了所谓的“冲击中南海事件”，八九民运中最重要的角色——北京民众随之登场，开始奉上面包、汽水，支持与鼓励。夜半市政府开出宣传车，现场播放北京市政府公告，耳边忽而响起年少时记忆中熟悉的词句腔调：“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而又闻“四·二〇血案”，凌晨警察为驱散集结在新华门前的学生暴发严重冲突。

另一重要角色——知识分子也隆重登场。《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在文化部会议室召开纪念胡耀邦座谈会，由戈扬主持，为“清污”“反自由化”翻案，并牵出其后的“导报”事件。几十名作家联署的“公开信”迅即传开，写有《四五运动纪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严家其先生直言：“汲取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不能置之不理。”

京城艺术院校的学生、艺术研究机构的人员开始出现在广场。中央美院200多名学生将高3米宽2米的巨幅胡耀邦画像一路抬置广场纪念碑北侧，上书：“何处招魂”，立即成为焦点。

事件一件接着一件，一波推着一波，分身乏术，欲罢不能。开始阶段并无远见，将每个事件都当做了最后一桩，把每股激浪当做了最后一波潮涌，因此全都高度关注，高度紧张。这个时期我正寄居于北二环内的姑姑家，只好谎话连着谎话，皆以寻觅联系工作，等待某单位某要人召见为名，甚至早出夜不归，倒也一直未受什么质疑与阻拦。

广场常常是事件中心，信息中心，尤其是一些心有灵犀的朋友不约自来的会聚中心。胡耀邦追悼大会前夜，北京高校首次集体行动。春夜的寒风砭人肌骨， 5万学生长队绵延，提前进入广场，京城民众欢呼围观，对学生展现大爱之心。

自此，初现学运的良好模式——整齐有序，和平理性。

我数日流连广场精力耗竭，又以为在室内观看追悼大会电视直播是更佳的选择。没想到返家在电视上只能看到人民大会堂里的追悼会场面，广场上的情况完全空白。满怀困惑重返广场，方知错过了重要的历史场景——彻夜守候的学生们欲送胡耀邦最后一程，却被无情地绕过甩开，灵车根本未在苦盼的学生们视野中出现，后来跪递请愿书无人搭理。

愤懑的神情和议论充溢在尚未散去的围观者中……

《新观察》主编戈扬愤而成诗：“一片土地分成两边／中间隔着暴力的墙。这边是冷漠的冰川，那边是真情的海洋，耀邦的尸体在这边，耀邦的灵魂在那边。我们都是来自那边，没有那边哪有这边。”戈扬，是心目中的一个传奇，这个春天到来前，恰好多次去过她的杂志社，听到过她的属下对她的真心尊崇与传神描绘，可惜从未有缘相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