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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埃及巨变给中国人的最大启示


李劼



   威尔.谷奈姆(Wael Ghonim)    

尘埃未定、转折已至的埃及巨变,吸引了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华人予以空前的关注。街谈巷议,众说纷纭。二十多年前,几乎是同样的场面,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埃及人万众欢呼的当口,中国人却只能捶胸顿足,或者暗自垂泪。眼里看着埃及,心里念着中国。悲观,乐观,不一而足。

 

埃及这场巨变,有两个八0后的年轻人,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公众形象。一个是引发巨变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Mohamed Saeed, 通常写作Khaled Said),一个是谷歌公司的雇员,叫做威尔.谷奈姆(Wael Ghonim),两人分别于1982年和1980年出生。此萨伊德可不是彼萨伊德,不是被中国新左们捧作思想明星的那个巴勒斯坦裔的美国教授,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埃及新生代。平生喜欢计算机、音乐、业余作曲和摩托车,其形象颇类于上海青年韩寒,虽然并没有喜欢写作和发表意见的业余爱好。他的不幸是被无辜迫害致死,他的有幸是成为一个抗议专制独裁的象征性符号,导致千百万埃及人异口同声地告诉埃及专制当局、告诉全世界:我们都是萨伊德!

 

另一个八0后的埃及新生代,威尔.谷奈姆的作为和贡献,对于这场巨变、尤其是对于向往民主政治的中国人,更加意味深长。当他准备从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中抽身、转而投身充满风险的抗争时,没有发表慷慨激昂的声明,没有发出号令天下的宣言,而只是向公司轻声轻气地请个假:家里有点儿事。这类细节也许曾经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某个普通人准备赴汤蹈火时,就这么跟人道别。这类细节很少出现在中国人的故事里,尤其不会出现在中国人拍的电影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反对派运动,有太多的声明,太多的宣言,而几乎没有如此平常的请假。

 

因为声明和宣言,都是英雄的标志,拯救芸芸众生的标志,甚至曾经是解放全人类的标志。但请假,却是一个普通人准备作出的极其低调的奉献。请假意味着,也许是一去不复返;请假更意味着,即便此行大功告成,也照样回来继续上班。中国人喜欢讲什么什么精神,假如要给这样的请假贴上一个精神的标签,那么只能说是,义工精神。

 

倘若要把义工作为一种文化来论说,那么中国人应该发现,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没有义工这一说。中国人有侠义的传统,那句风萧萧兮易水寒,被唱了几千年。既唱出过豪侠壮举,也被夸张成了痞子运动。听说,最近的说法叫做让子弹飞一会。正是因为没有义工传统,所以中国人读西方文化,能够读懂罗宾汉故事,但读不懂德兰修女的故事,读不懂在西方世界司空见惯的诸多义工故事。

 

义工,英语叫做Volunteer。大凡在美国生活过或者读过书的中国人,全都知道。但知道义工的中国人,却大都把义工看作是中国式的好人好事之类的世俗作秀,道德标榜;而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情怀。更不曾想到,义工,竟然会以无心插柳的方式,给埃及带来那么巨大的变化。

 

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却可以成全历史。假设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懂得为这个民族做一次义工,那么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因为惟有义工的心态,才不会计较利害得失,才不会把好不容易聚焦起来的力量,交付给某个政治利益集团,不管是开明的,还是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团再开明,也跳不出利益的考量。任何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都不会成为一个义工族群。这是义工的价值所在,也是义工超越功利而独具的审美境界。

 

义工所独具的境界,不计毁誉荣辱,惟有义无反顾。中国的知识精英,最缺乏的,最害怕的,就是义无反顾。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政治枭雄,几乎一致。枭雄的理论是革命,不能白革;精英的心理通常是代价,不能白付。这倒并非中国特色。西方社会,美国学府,亦然。

 

美国校园里的左派教授,绝对不是义工,而是靠仇富弄贫吃饭的名利之徒。为了坐实他们的左派学说,不惜颠倒黑白。他们把自己绝对不愿生活其中的专制国家,说成天堂。把人人享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美国,说成地狱。从这类教授门下混迹出来的中国留学生,不是回国卖身投靠专制当局,就是在美国校园里加入学术骗子的行列。

 

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义工形象,很难在美国学府的人文教授群落里找到。相反,可以在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身上发现。比如在达尔富尔做义工的米娅法萝。成为义工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来不知标榜自己。要不是米娅法萝站出来为难民仗义执言,中国人也许不会知道这个好莱坞女星,正在为苏丹难民做义工。而诸多高举后殖民理论制造者萨伊德的黄皮肤美国教授,也不会正视米娅法萝那样的义工;一如他们可能会在埃及萨伊德面前,瞠目结舌,语无伦次。

 

中国人最不会想到的是,正是义工的形象,打动了埃及民众,震撼了整个世界。尽管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依然想多说一句:这样的义工,应该是诺贝尔最心仪的诺奖获得者。假如诺奖颁发给这个埃及义工,那么与其说是义工获得殊荣,不如说是诺奖得到了信誉。

 

当然,事实上,威尔.谷奈姆无论在请假的那一刻,还是在坐牢、乃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那一刻,都不会想到诺奖的存在。义工,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远远超过诺奖,乃是世人视作崇高荣誉的诺奖所无以涵盖的。

 

从埃及巨变中,人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要素,中国全都具备,诸如突发事件,千百万群众上街,媒体的空前关注等等;几乎所有的画面,当年都在中国出现过:民众与军队的对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但比较过后,人们又可以发现,比起埃及巨变的历史时刻,在中国精英群落里似乎什么都不缺,独缺义工。那年,在北京街头做义工的,全都是无名无臭的平民百姓。即便是一尽挺身挡坦克义务的,也是普通男女学生。

 

义工,是不能发宣言标榜的,也不能写呼吁倡言的。义工出自百分之一百的自愿。因为义工的根本内涵在于,自由。选择的自由。其中包括沉默的自由,赴汤蹈火的自由。更包括事成之后不索取、不占位、不要任何报酬的抽身自由。义工很像侠客。但是,义工比侠客更彻底。因为义工通常不会选择暴力的方式。以暴易暴,虽然也可以成为侠义的内容之一,但中国历史上的以暴易暴,却都以改朝换代为终结。暴力的危险在于,往往使侠客变成新一任的霸主。

 

面对埃及巨变的中国人,都会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的巨变在哪里?在何时?中国古人喜欢用天时、地利、人和作为嬗变的前提和条件。倘若这样的方式可以成立,那么义工,就是三个要素之中的一个:人和。至于为什么要用人和,而不是人火,不是人发火,人愤怒,原因应该是人和要比人发火人愤怒,更具历史变化的实质意味。人一发火,就可能变成枭雄。中国的历史想要走出枭雄时代,精英能否走向义工,乃是关键之一。

 

0一一年二月十三日写于纽约寓所



原载: 《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