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公民兀立——2010新年献词

陈奎德

2009寒流

“九”——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历来赋有神秘感。凑巧的是，以“九”结尾的年份，在近代中国，又扮演了某种神秘的转轨角色。其荦荦大者，计有：1909（预备立宪），1919（五四），1949（中共建政），1959（大饥荒），1979（改革开放），1989（六四）。

刚刚过去的2009，如何在中国历史上标记定位？

一言以蔽之，逆转。即，北京以财大气粗的虚骄心态，实施“国进民退”，逆转近30年来大体上的“国退民进”方向， 逆转中国逐步进入世界的进程。

这里的“国进民退”，不仅涵盖经济领域，而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等领域的全方位“党-国”进逼，全面围堵和压缩民间空间。

其基本背景，是一年多之前自美国呼啸而起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在西方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国经济虽也连带受挫，但由于中国金融业尚未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币也没有自由兑换，是故金融界受创不深；当局以四万亿的国库巨资救市（占经济总量的16.23%，而金融风暴中心的美国的救市金额才不过占经济总量的6.2%，即中国救市款所占比例是美国所占比例的2.6倍！），因此中国经济复苏较快较早，加以中国是美国的债权国，于是，北京当局隐隐然以经济救世主自居，以崛起的暴发户目光睥睨西方，摆出了一副万国来朝的傲慢姿态。

在这一背景下，2009年，一系列倒行逆施接踵而至：

在政治上，犹豫踌躇了一年之后，北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赤裸裸出演“文字狱”，悍然宣判《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和签署者之一刘晓波以十一年重刑，重判郭泉教授，褫夺张博树博士学术职位。六十周年庆典，京畿清场，金戈铁马，穷兵黩武……骄横地向滔滔民意和普世价值发出政治挑衅。正如笔者在一年前创刊时的预言：金融海啸所致的不确定性将带来意识形态论争重起。今天人们已看到，北京当局在苏东波后憋屈韬晦多年之后，自认底气已足，终于扔掉“不争论”的邓氏挡箭牌，大张旗鼓地 批判起了“普世价值”，鼓吹“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掀起了一股新冷战寒流。

在经济上，当局用于救市计划的纳税人巨资，几乎全部投进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流进了房地产业，使过去多年来的国退民进经改方向发生逆转，政府重新掌握了对相当部分经济领域的控制权。本来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超剂量政府救济款的强心针刺激下，竟然收购和兼并了不少比它们效益高得多的民营企业。同时，它刺激了超大房地产泡沫疯狂膨胀，暴力拆迁愈演愈烈，导致唐福珍自焚抗争的撼人悲剧。这一系列逆反经济法则的国进民退，虽一时得手，但势将延缓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得，阻遏中国经济内需的扩张，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

在文化上，北京以扩张软实力为名，亵渎祖宗，以金钱为后盾向世界推销毫无文化含量的所谓“孔子学院”。尤有甚者，把国内惯用的言禁手段公然使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蛮横阻遏主办国邀请拟议中的中国异议作家与会，把共产中国的国家主义“进”到了他国领土上。引来千夫所指，备极羞辱，灰头土脸。在国内文化出版领域则广筑高墙，借助“国进民退”之势，拆散了官方多年骨鲠在喉的胡舒立主持的享有清誉的《财经》杂志，收紧了对出版和互联网的监控。

在法律领域，当局更加远离司法独立，剿灭“公盟”，吊销一批维权律师的营业执照（江天勇、滕彪…..等多位律师），开除法学家范亚峰博士公职.。…..肆行逆道，企图全盘收编执业律师为国家公务员，在司法界实施国进民退。

在信仰领域，除了一如既往地压制藏传佛教和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外，2009，特别最后三个月，当局全面强力打压基督教家庭教会，其严厉和野蛮，为30年来所仅见。至为突出者。是对山西临汾教会、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和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这几个大教会的镇压。但在坚韧的信念面前，收效甚微。其中，被驱赶出教堂的教徒，在风雪中露天祈祷崇拜的凄美图景，动人心魄，势将长久定格在人类精神史上。

…………….

博采三家的“崛起”

2009年，诸事种种，戏剧性地呈现出了中国崛起的方向。

这一崛起，不能不引人回溯往事。让我们穿越历史烟尘，倒转时光80年，见识一下上世纪三十年代德苏日三国崛起时的“国进民退”。

当年，也正是西方经济大萧条之时。英美为典范的“西方模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甚至嘲笑。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被认为已经过时，不合时代需求了。

于是，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汹汹而起。当时的主要竞争者有二：1）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含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2）共产主义。

德国一战失败后，全国弥漫着强烈的悲情意识，凡尔赛和约成了德国的国耻，德国人认世界对自己不公，有一种遭迫害的被虐心理；对英法美的行为，极其敏感，常怀敌意，往往过度反应。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利用了这一民族情绪，高扬民族主义，清除了难于集权的联邦因素，废除了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夺回被瓜分的领土，解放出德意志民族被压抑多年的力量，唤醒了这个民族。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方针，是充分调动国家的力量，实行国进民退。一方面扩大国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将国有财产转到私人垄断资本手中。扶植国家工业和其他大型企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税收、扩大国债和实行通货膨胀，剥夺犹太人资本，.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进出口贸易；停止“外汇自由”，防止私有财产由本国移到他国，强制卡特尔化——国家扶植超大垄断企业， 淘汰中小私营企业，.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扩大对外贸易；兴建大型高速公路，解决了德国的失业问题，使德国经济欣欣向荣，摆脱国际社会对德国的歧视，特别是经过1936年在柏林主办奥运会，洗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的国耻。因此，希特勒被认为是德国的救星，他使德国人感到，德国从此站起来了，正在经历辉煌的复兴和伟大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对照英美仍深陷其中的经济萧条，德国堪称盛世。德国（纳粹）模式的优越性，引起不少国家的艳羡。

在政治上，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上台后，取缔除纳粹党外的所有政党，立法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取缔了工会和一切结社自由；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表达自由权利，并完全控制传媒和舆论；扼杀了司法独立；取消了联邦制，摧毁了在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地方独立自治权的邦政府和他们的议会，国家主义风行草偃，甚至使一批著名学者如海德格尔等，匍匐于政权之下，成为御用哲学家。

1939年4月，在一次著名演说中，希特勒声称：“我接受了这样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因为民主制度种种恶劣的弊病而濒临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曾经做到了使七百万失业的工人全部得到工作。”

  希特勒以德意志的代表自命，封锁言论，焚烧书籍，镇压自由主义，杀害犹太人。  在当时很多德国人看来，希特勒领导的经济强大的第三帝国模式要比英美模式优越，它实现了德意志的目的。因而，德国认为，为了国家统一的意志和高度的效率，必须清除那些卖国贼、自由派、犹太人，必须消除不合谐的声音。崛起的德意志决不向英美等列强低头。身处当年盛世的德国人，大多充溢着大国国民的骄傲，认为为富裕强大而上交个人自由是值得的，是崇高的德意志爱国主义。

这样，德国崛起了。德国向英美式的主流政治模式挑战了。德国“最终解决”犹太人了。德国为更大的“国家统一”开战了。然而，历史的终审判决如何呢？

日本，也有过这样的相似的“崛起”辉煌。它的军国主义强悍力量，崛起于甲午战争，崛起于日俄战争，崛起于九一八，崛起于七七卢沟桥，崛起于珍珠港。日本人致力于宣扬其文化的特殊性，它声称其崛起，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它发动的战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正义”之战，是为了整个亚洲的黄种人摆脱英美白人的殖民统治。这一拯救黄种人的“大东亚圣战”，使广袤的亚洲与太平洋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最后，直到日本本土“崛起”了两朵原子弹蘑菇云，亚洲的天空才真正烟消云散。不过，不是亚洲摆脱白人的“殖民统治”，而是日本接受了白人给它制定的宪法，真正“脱亚入欧”“脱亚入美”而被“殖民化”了。

苏联的崛起，更为中国人所熟知。1917之后，那里把国家变成“党-国”，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实行统制性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治国，政教合一，全国布满关押政治犯的“古拉格群岛”。苏联高效率集中全国力量，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几个五年计划，高速度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二战后，“崛起”为世界核子超强，与美国平分天下。它统率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叫板、僵持“冷战”数十年！然而，这种高度极权的国家，却在与西方的制度竞争的压力下，在自己国民的不满与抗拒下，像海市蜃楼一样，没有战争，没有暴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崩溃解体了。

诚然，今日的北京当局也并非毫无创意的。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全球经济危机下今天的“中国模式”，并非单一取经。实际上，在经济上，主要效法当年第三帝国德国（抛弃了共产苏联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大体延续当年苏俄的镇压模式，文化上，基本模仿“日本特殊”论而转化为“中国特色”论。总之，博采众长，三管齐下，糅合了三十年代德苏日三重因素的中国崛起模式，格外引人注目。

强权更替的另类模式

   对照德、日、苏的崛起史，我们不可忘记，还存在另外一类崛起模式。。

    实际上，20世纪初，美国也有一个崛起的经历，它取代了“日不落帝国”的英联邦而成为世界第一超强。但这个强权崛起的过程中，与过去历史不同，并没有血腥的战争，并没有国际秩序的大纷乱。那是一个平滑的自然的崛起和取代过程。

    原因何在？虽然众所周知，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英美两国之间相互深怀戒心。但重要的是，在关键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强弱易势之际， 由于 

    1）两国之间在国家制度上的同质性，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人权” “法治”的相同诉求，导致“民主国家间无战争”。从根本上避免了两者之间的“零和游戏”，缓解了强权转换时期的国家紧张。这点，显然与崛起时期的德日苏不同。

    2）两国在文化、宗教和民族血脉上的传承性。

    3）在国家战略上，美国避免了直接挑战英国的国家利益，譬如，忍痛放弃了对加拿大的觊觎等等。

    4）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

        诸种因素的作用，导致美英之间霸权转换和平而自然，成为双赢的历史过程，促成了对现代史有重要意义的“美-英特殊关系”的诞生。当代，它已成为主流国际社会的枢纽。

从历史上德日苏的“崛起”悲剧，再看美英之间平滑的霸权替换，比较当下的“中国崛起”的模式。其中，有不少值得深长思之的课题。

是标新立异，独辟蹊径，像三十年代的德苏日一样，以亿万人生命做社会实验，对抗久经历史考验的制度形态和普世价值而“崛起”，还是像美国替代英国霸权一样，在基本共享的制度与价值之下经由竞争而崛起？ 庞然大物的中国，能不反复比较，慎重选择乎？

公民兀立

情况已经日益澄明。金融风暴、经济危机，虽然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些严重问题，但该制度在根本上是具有自动修复功能的。从长程历史眼光看，经济危机恐怕正是该经济制度长时段自我调节的某种机制。它并非根本性的制度性危机，而是政策危机。可以说，它是较长时段发作一次的周期性“重感冒”。

而比照前苏联、东欧以及希特勒德国以及中共的危机，却正是制度性的。它患的是慢性癌症。虽然在他人重感冒时，它显得精神亢奋，面如桃花。但连它自己也深知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与前德苏日一样，所有这些新型“崛起”国都必须依靠封锁信息断绝新闻才能成活。因而，它也必定知其终局何在。有鉴于此，除彻底转型改制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虽错失了几次历史机遇，虽然目前又踏上了危险的歧路，但也并非没有改弦易张的希望的。

这希望来自民间，来自中国公民群体，来自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和导引。

所幸者在于，对2009年的寒流，人们注意到，中国民间的应对及其姿态，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了。而全球呼啸的金融危机，也远远没有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那样为祸深重久远。事实上，一年之后，全球已欣悦地注意到，复苏的晨曦已渐渐地露出地平线了。

我们看见，中国社会各种健康的社会力量，并没有在滚滚寒流下冻僵冰封，仍有各类有心人坚韧不拔地持续博弈，“日拱一卒”。

我们看见，基督教家庭教会经历并挺过了空前打压，仍然闪烁着圣洁之光，在各自选定的处所集会、祈祷，咏圣歌。当局也不得不知难而有所收敛。

我们看见，赋有合法公民身份的冯正虎，有国归不得。于是，他毅然自行孤悬于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伸张自己合法归国的公民权利。作为副产品，他的机场“蜗居”，成为《当代中国公民权利展览馆》。

…………….

我们看见，面对晓波的重判，所有零八宪章签署者无一退出。他们昂然而立。很多签署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有签署者甚至自首投案，要求与晓波共进退与他一起坐穿牢底。

政治上的制衡力量是自然生成的。当我们目睹一万多真名实姓的人择善固执挺身而出，它标志着《零八宪章》已经成为中国民意的一个凝聚点。这一万多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堂堂正正站在那里，等候抓捕。我们知道，那就是台湾1980年代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党外”，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在签署七七宪章之后的“七七宪章派”，那就是波兰八十年代的“团结工会会员”，那就是1987年汉城街头的“改宪派”…..。要言之，它简简单单，就是“零八宪章派”，中国真正公民社会的“坯芽”。

应当感谢北京当局，它以触怒全球良知底线的圣诞审判，为2010年造就了中国公民共识的鲜明旗帜——零八宪章，造就了2010年的宪章殉道象征——刘晓波。

一束精神之火，从1957 的北大“5.19运动”至1979的“民主墙”至1989天安门广场，如今已传递到了2010年的中国。她沿途跋涉，历经沧桑，内涵日益丰富深广了。她勾起了我的无尽回忆并日益逼近了我多年前的那一奇景般的想象（1988年《思想家》序言）：

“她融有中华文明不绝的火种，希腊古典奇艳的光华，巴勒斯坦脱俗的烛焰，印度文化圣洁的灵光，波斯拜火教神秘的火把，……乃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精神的星星之火，诸焰种种，汇成一支穿越混沌、引领万象的精神火炬。悄然相聚，勃然而兴。

主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她诞生了。她燃烧了。她来了。”

2010年元旦

—— 原载《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