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网站》— 诗歌 随感 其他

描述极权制度带来的恐怖



诺贝尔奖得主米勒的写作主题



茉莉



  在诺贝尔家族里,有一串各国政治流亡者的名单。今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在流亡作家的获奖名单上增加了一位女性。

  尽管流亡对作家来说是一种复杂而痛苦的处境,但比较起仍然留在祖国的作家,流亡者享有写作的自由,带着故土文化和苦难经历进入异邦,他们跨国界的作品往往更丰富更具活力。就如一位哲人所说,植物的根往往奇形怪状,面目可憎,但有信心的智者可以引导他们长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

  笔者认为,这次颁奖是近年来瑞典文学院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很符合诺贝尔设立此奖时的期望──给予人们反抗极权的勇气。一百多年前,诺贝尔就预言说:一种来自社会深层的新的恐怖政体正在开展活动,以求从黑暗中狂暴地崛起。人们早已从遥远的方向,听到了这种空洞的噪音。果然,极权主义在一百年间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以一支纤笔,不停地书写极权主义带来的恐怖,还有谁比赫塔米勒更配获得诺贝尔的这份奖赏呢?

   ◎ 她揭开欧洲的另一伤口

  齐奥赛斯库政权的共产专制,是米勒笔下三十年如一日的不变的主题。对此,米勒解释说:不是我选择题材,而是题材寻找我。那些主动寻找米勒的题材,是她本人和家庭的身世,也是他们那一代罗马尼亚人及其少数族裔的命运。

  一般认为,欧洲上个世纪的伤口就是纳粹大屠杀,但在米勒的描述中,战胜纳粹的东欧共产党所施行的政治暴力也同样可怕,他们以新的压迫代替了希特勒。米勒的父母都是罗马尼亚的德裔农民,在二战期间,她的父亲曾在德国党卫军服役,后来成为一个酒鬼。母亲在二战后被罗马尼亚共产党关进苏联劳改营五年。和她母亲一起遭到驱逐的,有大批1745岁的德裔罗马尼亚人。

  劳改营归来的母亲于1953年生了米勒,这位女儿后来成了德裔罗马尼亚人悲惨受难史的记录者。米勒的最新作品《呼吸秋千》写的是二战结束后,罗马尼亚的德裔少数民族被送到斯大林劳改营的故事,将共产党极权下的恐怖描绘得淋漓尽致。以细致入微的刻画,对专制社会的非人性进行了控诉,这部纪实文学被认为是米勒的巅峰之作。

  米勒揭开这一历史伤口,对东欧的民主化具有意义。尽管罗马尼亚在共产党垮台后实行民主制度,但很多政治精英仍然出身于共产党,他们不太愿意推动全面的转型正义。而米勒却执着地用文学作证,并严厉批评那些曾与安全警察合作的东欧作家,指责他们既不道歉,也不对过去的行为做出解释。两德统一后,为抗议西德笔会要与前东德笔会合并,米勒退出了德国笔会。

   ◎ 我写作是因为我恐惧

  在一篇散文里,米勒说一些德国评论家希望她与罗马尼亚的过去告别,转而撰写今天的德国。但是米勒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过去里,因为巨大的伤口未曾愈合。她还说,至少有几百个作家可以描写今天的德国,但她从罗马尼亚带来的经历,仍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人们必须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发生那一切?我从未因为想要成为作家而写作,我写作是为了使世界变得容易理解一些。

早在七十年代,年轻的米勒就在大学加入了一个文学青年组织巴纳特行动小组,反对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追求言论自由。毕业后米勒成为一家工厂的翻译,由于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她被解雇,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1982年,米勒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低地》,描述了一个说德语的小镇所遭受到的残酷镇压,该书很快招致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的查禁,她被视为国家的敌人。

  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米勒散文的一个重复的主题是恐惧。当我开始思考,对恐惧的兴趣是我最大的收益。在获奖之后,米勒对媒体说:极权统治的主题一直贯穿在她的文学创作之中。对某些人来说,独裁已是过去,但在她的脑海中,清晨醒来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存活到晚上的滋味,还是那么记忆犹新。

  离开罗马尼亚时,米勒才34岁,但无休止的政治迫害令她的神经被撕裂,她觉得自己已经像一个老女人了。她曾做代课教师谋生,常常被学校解雇。安全警察要求她定时报到,威胁说要监禁她,或者制造车祸消灭她。

  即使在德国安全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米勒回忆当年在罗马尼亚的恐怖生活,仍然会很神经质。例如有一次,她在柏林家中看见一张搬家公司的广告:我们可以给你的家具安上脚。这就勾起了她可怕的回忆,当年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光临她家,常常留下痕迹,例如搬动她的家具,或把另一个房间的椅子移到厨房里。

   ◎ 展示极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作家,米勒在文学上的一个贡献是:通过她那些反思故国生活的作品,生动地展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被专制政治所控制、所影响。她让读者注意到,在专制制度下,恐惧是怎样影响人们的心理,并在人们的未来生活中留下痕迹。

  那里的日常生活是灰暗而耻辱的。在罗马尼亚的学校里,米勒看见共产党统治者是怎样给孩子们灌输谎言。她代课的一个郊区学校,孩子们来自贫穷家庭,穿着破烂的衣服,带着肮脏的书本。但是,课本里却充满荒谬可笑的内容给孩子们洗脑,例如社会主义如何进步,人民如何幸福。在办公室,同事们不敢接触米勒,无人和她说话,孤独而忧伤的她每天到洗手间去偷偷哭泣。

  米勒的故事总是发生在齐奥塞斯库的专制时代,往往是一个灰色的、破损的角落,一个被监视的地狱,深夜有人被抓走或被谋杀。在那里,甚至隔壁无辜的邻居,随时可以转变为敌人或潜在的告密者。在小说《约会》中,一名年轻的罗马尼亚女工在生产出口西装的工厂中工作,她往衣服里子中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娶我,并写上她的名字和地址。这位女工因此被秘密警察逮捕。

  迫害像气味一样弥漫,到处都存在危险。米勒天生有一种描写具体细节的才能,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她锐利的眼光。那些很轻微很奇怪的细节,却是权力侵犯人权的见证。《纽约时报》在评价米勒的一部作品时赞扬说:作者在罗共的专制下,在形神皆丑的生活中,以栩栩如生的细节创造了某种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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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