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里的诗人

丁东

2009年9月3日，是诗人郭小川诞辰90周年。为此，在诗人的故乡承德举行了学术讨论会。会上，几十位学者、诗人发表意见，其中不乏名家，但我感觉郭小林的发言《人性的郭小川》最有新意，当时的反响也很强烈。其原因，主要不在郭小林是郭小川的儿子，而在于他找到了研究郭小川的新角度。

郭小川逝世33年了。30多年来，郭小川研究早已是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支显学。传记出了多种，论文多达数百篇。诗人和诗评家能够想到的角度，基本上都说过了。要想从文学的视角再说出新意，已经很困难了。郭小林之所以能谈出新意，在于他跳出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角度，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探讨郭小川人性的表现，追踪他人性、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

郭小林谈到，在延安，郭小川曾经与王实味共事。1941年初，21岁的郭小川到延安进入了马列研究院文艺理论研究室，在那里曾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名著。王实味就是早于他数年来到这个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他在“抢救运动”中被捕，1947年被秘密处决。郭小川在1959年的检讨中说：“和王实味在一个研究室里，王实味很会讲话，当时我觉得他好。整风初期曾倾向过他。”“文革”初期的检讨中又写道：当时自己内心对王实味是同情的，因此王的冤案不可能不对同样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郭小川心理上留下印记。同时，和郭小川结婚仅数月的妻子，也在“抢救运动”中由于坚决不承认是“特务”，被关进延安社会部监狱，单独关押两年半。另外，郭小川是1941年元旦到延安马列学院报到的，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论恰恰是这年的1月6日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的。当时，我党的舆论宣传工具是大力赞扬“四大自由”的。郭小川正处在最渴求知识、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这些新知给他打下极深的烙印。郭小川能够在50年代末就写出涉及革命过程中冤假错案的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以及富有人情味的《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就找到了更深远的思想依据。

不光对郭小川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还有一些诗人也可以进入思想史的视野。比如聂绀弩先生，诗词界公认他旧体诗的造诣在当代首屈一指。但学界原来不清楚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反思也极其深刻。寓真先生今年披露了他的刑事档案。他当时一些没有机会公开发表的言论，虽然不是刻意表达，但其思想洞察力直追顾准，亦当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前排占有一席。探讨聂绀弩的思想历程和渊源，可以做一篇大文章。

还有一位牟宜之先生，1909年生于山东日照，系东林后人，1925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挺进纵队泰山支队司令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议长等职，1957年在城市建设部市政公用局局长任上被打成右派。当时他赞同梁思成的新北京方案，提出统购统销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个人崇拜给党和人民带来不良影响，反对苏联在东欧长期驻军，还主张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文革”中又被发配到北大荒。1975年以摘帽右派的戴罪之身黯然辞世，时年66岁。他既不像郭小川年青时便文名远播，也不像聂绀弩晚年备受诗坛敬慕。今年是他诞辰百年，一部收入200多首遗作的诗集才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但甫一问世，便得到知识界的高度评价。初版数千册竟一销而空。这在当今诗词类书籍中并不多见。因为他的诗词传播不广，且引他写于1971年深秋的二首七律《咏史》，从中管窥其卓尔不群之处：

寒林落叶岁月秋，一世英雄寂寞收。萧墙祸端何曾料，宫闱秘事谁与谋。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做完。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需待后年。

此诗的背景是9·13事件。现在又过了38年，牟老的诗仍光芒可鉴，难怪李锐在序言中将他和顾准、聂绀弩并论。

郭小川、聂绀弩、牟宜之三位诗人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革命成功后，都因独立思考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炼狱。思想使人受难，受难还要思考。当然，他们思考的表达方式不一，侧重的方面不一，达到的深度不一，留下资料的渠道也不一。牟宜之的思考仅见之于存诗，郭小川除了诗还有文章、书信、日记、检讨书，聂绀弩除了诗还有随笔、杂文乃至刑事档案。但他们作为诗人，值得引起思想史的关注，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此外，张东荪、黄万里、陈寅恪等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体诗词，也引起过思想史的关注。与散文、论文和新诗相比，中国古典诗词有一个优势，就是篇幅小，容量大，蕴涵深，可背诵，在文网密布的年代，往往成为一些具有较高古典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记录思想不约而同的选择。这种现象，有见识的史家自然不会漠视。

——转自《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