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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英：六四十九周年评论聚焦: 鲍彤-秘密审判和公开宣判
作者：施英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点击数：641 更新时间：6/5/2008
《民主中国》网络杂志署名“施英”的“一周新闻聚焦”栏目已经走过近两年时间，今次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特殊日子，由于纪念活动、媒体报道、评论文章以及“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等大量的资讯，难以简单汇聚在一篇报道中。因此，《民主中国》决定把一贯的“一周新闻聚焦”分为四部分：六四十九周年——纪念活动聚焦；六四十九周年——媒体报道聚焦；六四十九周年——评论聚焦；六四十九周年——“天安门母亲”网站聚焦。 ▲鲍彤：秘密审判和公开宣判 编者按：鲍彤是北京八九民运的重要人物，时任赵紫阳政治秘书。至今处于软禁状态。 鲍彤去年九月四日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曾讲述他对“八九风波”后两次政治审判的回忆与思考。现发表访谈的主要内容，以纪念六四事件十九周年。 一、中共中央军委没有权力作出逮捕人的决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我鲍彤没有权力作出决定逮捕人，而公安局、法院有权力逮捕人；同样地，按照中国的法律，中共中央军委也没有权力作出决定逮捕人。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把公民鲍彤逮捕送入监狱，请问：“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是私人监狱吗？”因此，中央军委主席决定逮捕一个公民入狱是非法的。军委主席侵犯了检察院的权力、侵犯了公安局的权力、侵犯了人民法院的权力，也侵犯了公民鲍彤的宪法赋予的权利，使国家机关的公权力没有得到保证。 二、入狱一年后，才发出逮捕证 在我（鲍彤）入狱一年之后，有关部门才发出了对我的逮捕证，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我是在没有被逮捕的情况下在监狱里度过的。这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环境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权利，在我一年多的时间里被完全剥夺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就把我逮捕了。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多以后，才发出逮捕证。 三、张思之为鲍彤作无罪辩护，同领导对着干 过了一年多监狱生活之后，突然宣布要开庭审判，发出了开庭通知单。我的妻子、女儿问我是否可以找律师，想找张思之律师，但是当时没找到。当时先找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杨顿先，他接受委托，愿意作我的辩护人。一周后又找到了张思之。因此，我有两位律师为我辩护，杨顿先、张思之。后来，我上诉，又请这两位律师继续当辩护律师，张思之作为第一辩护律师，他始终为我辩护，我感谢他和杨律师。他们知道控诉我的原告，真正的后台声势显赫。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是原告，而张思之、杨顿先律师敢于为被告鲍彤作“无罪辩护”，我感谢有勇气的、有正义感和职业责任感的两位律师！他们很不简单。在中国，很多职业，包括律师的职业充满着危险。当然，如果只看领导脸色办事，就没有危险。而张、杨律师为鲍彤这样的被告作法庭上的辩护律师进行无罪辩护，这是公开地同最高领导、同军委主席、总书记、总理，同政治局对着干。据说，当时检察部门也没有认定鲍彤有罪。 四、政治局违反党章和宪法，决定鲍彤有罪 一九九一年四月中纪委一位局长、一位副局长等三人到秦城监狱向鲍彤宣布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认定鲍彤严重违反了纪律，决定开除党籍，撤销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常委秘书等党内外一切职务。我向中央写了申诉信，信中说，我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听到你们三月的决定，我认为中央政治局违反了党章与宪法。因为当时的党章规定，处分党员时，应当在作出正式决定前，必须把将要作出的决定提交给本人。现在，中纪委在政治局作出决定的一个月之后才交给本人。因此，政治局、中纪委违反了党章。根据宪法，中国的唯一有权审判的机构是法院，只有法院有权力决定一个公民的行为是否有罪，有权作出罪与非罪的决定。政治局对鲍彤作出有罪的决定，在检察院还没有提出检察报告、法院没有作出正式审判之前，政治局就作出有罪的决定，就是违法行为，侵犯了法院、检察院的权力，政治局违反宪法了。我的申诉想必送达中共中央常委，但是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下落。 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最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各级政府设置了专门的行政机构信访办，大概是世界各国少有的国家政府机构，国家专门养了一大批公务员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上访人员，包括农民工、拆迁户、被占耕地的农民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难者及近年来受到官僚权贵欺压的受害者，我不知道，这些上访人员的命运，是否比我的命运好一些？！从我的切身经历中看，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最不重视公民权利的国家，人的价值等于零。政府、法院、检察院不可能帮助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在当时的严峻环境中，竟然有两位律师敢于接受鲍彤的委托，作无罪辩护，是很难得的。 为什么会找张思之律师？因为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两位律师，都知道他们有正义感、有勇气。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中国人一般是找最有权的人，把平反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这样的人的身上。而我是寻找最公道的人，根据常识会找张思之这样的讲公道的律师。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制度、法律不会帮助我，而律师会帮助我。 五、法庭有如沙漠空荡荡，秘密审判、公开宣判 我第一次接受法庭的审判，像是在一望无垠的荒凉沙漠之中，这个大沙漠是北京市人民法院的可以容纳三、五百人的大礼堂。舞台正面只有三个法官，整个礼堂台下的座位全部是空荡荡的，空无一人，下面只有被告鲍彤一个人，还有一位摄影师，记录下整个审判过程。台上正中间坐着三个人，是法官。旁边是两位检察官，左边坐着两位律师，加上被告鲍彤，以及不知名的摄影师，一共九个人演一场戏。明明是秘密审判，最后却又是公开宣判。从开始审判到宣判结束，一共延续了三个小时。所谓“公开宣判”者，秘密审判也。 在法官宣布最后的判决书时，我的妻子蒋宗曹和女儿、两岁多的小孙女及我的大姐、二姐五个人进入了大礼堂的法庭。当时儿子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他们看到布告要公开宣判，就坐在门口等，忽然听说可以进去，就进去了。此时，很快从法院的办公楼上一、二、三楼上跑下来一大批工作人员，把空荡荡的大厅装得满满的，充当这场戏的听众。群众演员进入指定位置后，正式宣判，法官开始宣读判决书。只有这三分钟的宣判是公开的，有听众、观众的，而三小时的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审判之前的所有程序也是秘密进行的。仅仅三分钟，法官读宣判书的三分钟是公开的，透明度非常之高，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与人权。 我感到，在法庭宣判之前的整个审判过程中，被告鲍彤与两位律师好像处在荒凉的沙漠之中。公诉人念稿子，法官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提出我的意见，但是法官不理我，不作回答，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予置理。他们是演既定剧本的戏，按既定的台词和程序，按既定方针办：照本宣读。法官不断地说：“请公诉人说”，不论律师如何抗议，法官还是说：“请公诉人说，继续讲”。我真觉得，我是在沙漠之中，没有一个人的荒芜人迹的空旷沙漠里，没有一个人听见我的辩护词和律师的抗议。法官有上边写好的剧本，照着本子上写的台词念。他们问“第一起诉人有什么意见？”“被告有什么意见？”“律师有什么意见？”也让这些人说，但是根本不听，按照既定方针走过场，整整三个小时！我有充分权利讲出我的意见来，但是法官、检察官根本不解答，张律师作第二辩护，我作最后陈述时，法官不管我们说什么，都是同样的一句台词：“现在进行下一项”、“现在进行下一项。”没有辩论的“辩护”，简直是“对牛弹琴”。实际上不是“对牛弹琴”，而是对沙漠空喊，没有任何回音。这就是中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真实的现实。 六、我出庭的任务是驳倒国务院总理李鹏 对于应当维护公民权利的法庭，还值得信任吗？我必须假定法庭是公正的，相信法庭，才想到要找律师辩护，自己抗辩。我在法庭上，面临的重要任务是：驳倒国务院总理李鹏，驳倒国务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讲，鲍彤泄露了部分地区即将戒严的秘密。这是国务委员陈希同代表国务院作的正式报告。可是，过了一年半 以后，强加于鲍彤的罪名，不是泄露“戒严”的秘密，而是泄露了“赵紫阳即将辞职”的秘密。这两个“秘密”的内容、主体与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正式宣判时采用的罪名是“赵紫阳即将辞职”的秘密，偷换了逮捕时的罪名：“泄露即将戒严”的秘密，也就是一年后法院的审判排除了一年前中央军委主席提出的罪名。这个莫须有的、法律上站不住脚的罪名，一年后不得不悄悄地去掉了。为什么国务委员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认定鲍彤泄露了戒严的秘密？陈希同报告的证据是什么？查了一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鲍彤向任何人泄露过即将戒严的秘密。不是这个罪名，就是那个罪名，是不是鲍彤泄露了“赵紫阳即将辞职”的秘密呢？没有！赵紫阳根本没有正式辞职，这不是事实的“秘密”，怎么会成为定罪的依据？我鲍彤根本没泄露过所谓“赵紫阳即将辞职”的秘密。赵紫阳的确说过要辞职的想法，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还委托我写过辞职信。但是，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常委会上提出辞职的要求以后，邓小平最后作出的指示是：“总书记还是你，赵紫阳！”后来，赵紫阳把刚送到秘书局的辞职信又收回来。因此，从整个发展过程看，从邓小平五月十七日的最后决策：“总书记还是你，赵紫阳”的最高指示看，从赵紫阳最终全面考虑，包括接到杨尚昆劝告赵紫阳不要辞职的电话以后，决定收回了辞职信的客观事实看，在逮捕鲍彤之前，赵紫阳在法律上、事实上、按照党章规定和邓小平指示看，他仍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存在“赵紫阳辞职”的客观事实。因此，“鲍彤泄露赵紫阳辞职的秘密”，本身就是伪命题，是并不存在的事，怎么还能称为泄密？而且，又无任何证据证明我向任何人讲过“赵紫阳辞职”。我是中共中央委员，我清楚中共党内最有权力的人是邓小平，地球都是围着邓小平的手指头转。邓小平说了“赵紫阳还是总书记”，我鲍彤怎么能说赵紫阳辞职下台？如果一定要强加我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也只能是造谣罪（赵紫阳并未辞职，说赵紫阳辞职是造谣），而不是泄密罪（因为没有这个“秘密”。事实上赵紫阳并没有辞职，而且邓小平当时决定赵紫阳仍然是总书记。） 对上述事实，从法律角度分析，如果第一罪名（泄露即将戒严的秘密）是事实，在正式宣判时，公诉人应起诉。而第二个罪名（泄露赵紫阳辞职）本身就是无中生有的造谣。小干部的公诉人不敢提大领导确定的第一个罪名，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了解和泄露了即将戒严的这个秘密，如果一定要定我泄密罪，就应该查清是谁告诉我这个秘密的。赵紫阳说“常委会讨论的内容要保密，我不能说讨论的内容。”赵紫阳没有向我讲常委会讨论了戒严问题，我怎么可能晚上泄密？李鹏总理让国务委员陈希同代表国务院，也就是代表李鹏作的报告上，肯定鲍彤“泄露了即将戒严的秘密”，而正式审判时，公诉人、法官、检察院、法院都不再提及这个虚拟的罪名。因此，我在法院审判中的最后陈述中，向法院、检察院、法官、检察官、公诉人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不提鲍彤“泄露即将戒严的秘密”，他们证明了鲍彤没犯罪，因为不可能证明鲍彤泄密。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赵紫阳辞职，邓小平的话“总书记还是你，赵紫阳”，只能证明赵紫阳辞职的想法没有被邓小平批准，证明了赵紫阳事实上并未辞职，直至十三届四中全会才被免去总书记的职务。我说：从这件事，以不成其理由的新的罪名起诉我，说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国务院向人大作的有关“六四”的报告是假报告，其中捏造的“鲍彤泄露即将戒严的秘密”是假报告。因此，国务院犯了两宗罪：一、陷害鲍彤公民罪；二、欺骗人大常委会罪。我向法官们说：“既然鲍彤不知道你们所说的党的秘密，那么就不可能说鲍彤犯了什么泄密罪。你们不敢重复”国会纵火案“式的谎言，我很感谢你们！”当然，我的话没有什么用，法官们不作任何回答与解释，只会照既定方针办，又说：“下一步议程”，按原来预定的程序进行。我和两位律师的辩护，张思之律师的有力答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中国特色的以法办事的真实状况。？
▲刘晓波：从野草到荒原
二十一天前，举世关注的汶川大地震，最令人悲愤的是坚固的衙门大楼与脆弱的中小学校舍之间的鲜明对比，最为揪心的惨剧是大量中小学变成废墟，成千上万的孩子葬身于豆腐渣工程。 只是瞬间，那么多曾经鲜活的生命，或变成坦克履带下血肉模糊的一团，或变成废墟旁堆积起来的尸体。他们还未真正开始，生活已经结束；他们还没有梦想过，就失去了未来。 十九年前，年轻学子死于惨烈的制度性人祸；二十一天前，更年幼的孩子死于天灾中的人祸。而一个无视青春和孩子的民族，即便能够建造出摩天大厦，也是在用高耸入云的崛起来装饰地狱；抗得住八级地震的衙门大楼，也是用钢筋水泥的坚固来自掘坟墓。 是的，我没有丝毫兴奋，反而陷于更深的悲哀。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十九年来，尽管我努力抗争，试图活出尊严、做到合格，以无愧于年轻的亡灵。然而，冥冥之眼的俯视下，我仍然活在耻辱中。 这耻辱，不是来自独裁权力的恐怖政治，十几年来如影随形的警察并不构成对勇气的挑战。当一个政权要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人时，这个政权早已在根基上腐烂，蛮横不过是权力虚弱的表情。 这耻辱，也不是来自党的喉舌延续数天的“歌功颂德”和“感恩戴德”的大合唱。当政府本职变成“皇恩浩荡”或凸显伟光正的资本之时，这主旋律早已变味为新民谣的笑料，只能奏出独裁者的黄昏。 这耻辱，更不是来自社会的冷漠、知识界的犬儒或隔着大洋的道德高调。当御用智囊们论证前所未有的盛世和大国崛起之时，不过是精英们的故作深刻；当民众沉浸在金钱的追逐中或陶醉在小康的幸福中，不过是沉默大多数的硬作狂欢；当在恐怖下长期失语而在远离后突然高亢，不过是有了安全保单后的失态。 这耻辱，来自我内心深处的挣扎。骄狂之光，恰恰来自内在阴暗。如同鲁迅笔下的野草，裸露在艾略特的荒原上。鲁迅的《野草》所表达的绝望，如同现代汉语写作的墓志铭。艾略特的《荒原》所吟唱的颓废，如同现代文明的挽歌。 从一株野草的脆弱到无边荒原的广袤，从墓志铭到挽歌，除了羞愧，再无其他。回头看一眼自己的写作，至今仍然刻有成长于文化沙漠的烙印，也不时地流露出文革式的尾巴，太多的时评仅是过眼烟云，不管互联网上堆积起多少点击率，到头来还是逃不脱被扫进垃圾筒的命运。 ▲陈一谘：人性的光辉与丑恶——纪念“六四”十九周年 十九年前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人性的光辉。不同的是，“五一二四川大地震”人们面对的是自然引起的灾害，“六四天安门事件”人们面对的却是强权实施的暴政。当在天安门绝食的娃娃们喊出“我们爱自己的生命，但我们更爱自己的祖国！”时，多少人为之感动落泪！“六四”前，当陈希同有意撤走天安门维持秩序的警察以图引起混乱时，市民自发维持的治安使人人都变的崇高了，小偷不偷了，打架斗殴也没有了，让人称奇！“六四”时，三十万大军压境，北京从十几岁到八十岁的男女老少，几乎都上了街，劝军人不要施暴！当机枪响起，前面的人被打死了，人潮往后退；机枪一停，人潮又涌上来，面对生死人们的大无畏精神感人肺腑！ “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失去孩子的父母普遍受到大家的关爱与帮助，“六四天安门事件”失去孩子的父母至今却仍然受到施暴的政府的打压与歧视。足见暴政带给人类的伤害远远大于自然灾害。“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只有少数人暴露出人性的丑恶。而“六四天安门事件”却充分暴露了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为了维护一党一派的私利，罔顾潮流和广泛民意，悍然屠杀“反腐败，反官倒，争自由，争民主”的青年学子和民众的人性的丑恶，他们必将永受后世唾骂。而十九年前“六四天安门事件”为国为民献身的勇士将会永留青史。不愿“当历史罪人”的赵紫阳、痛失子女的“天安门母亲”以及一切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奋斗的人们的坚持，正体现了禀持良知、不畏强权、舍身取义的人性的光辉。 ▲吴茂华：两张年轻英俊的面庞——纪念二十世纪两次大屠杀 镜头还未结束。看了《卡廷惨案》影片后的两天，我和朋友一行十人，驱车前往新津县扫祭6.4死难者吴国锋的坟茔。在县城吴家，我们首先见到的是死者一张镶在黑框里的生前照片。同样是年轻俊朗的面庞，微侧着、一幅英气勃勃的头像，黑色眼睛里充满了期待，21岁的青春洋溢着生命美丽的辉光。多好的青年，多可爱的儿子！十九年过去了，为父为母的，肝肠寸断，眼泪都已枯干，只是五脏六腑里伤痛何曾稍减？吴家苍颜白发的父母，含大悲、忍老泪，断断续续向我们叙述儿子生前死后的点点滴滴。 吴国锋1986年毕业于新津一中，同年以全县高考文科第一、四川省第七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爆发，读大学三年级的吴国锋是至始至终的参与者。5月30日他电告家人要求寄钱，准备骑自行车沿途散发北京的运动资料后回四川家里。到6.月3日下午，广场形势已经万分紧张，他身背相机骑车去街头拍摄运动场面。晚上镇压开始，不幸他的闪光灯成为目标。吴国锋被冷子弹先穿后背未死、热刺刀补戳下腹部数刀而亡。 吴老伯又拿出儿子的照片与我们大家传观。有他满含稚气的童年与父母的合影，有长成英俊少年的中学生模样，有刚考入大学、在人大绿影婆娑校园里潇洒影像，有在学生寝室与同学碰杯喝酒的照片，还有几张是他与美丽女友亲昵相拥的留影……，再就是吴国锋横尸京华的照片：紧闭的双眼，乌青的皮肤、嘴唇，身体上赫然的大洞和伤痕……，21岁的青春，嘎然而止。短短的二十多分钟，吴国锋的人生在我们面前一晃而过，真实得令人心悸的虚幻，现场气氛极度压抑，无声的伤痛让我们窒息。我们在座的都是当了父母的人，人之儿女，己之儿女，吴家儿子昨天被无辜屠戮，今天明天就可能举起屠刀指向你我的儿子！吴老伯指着儿子死后照片缓缓的说道：“这些是当时我拍摄下来的，留下为历史作证据。我是小老百姓，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吴老伯将儿子骨灰从北京捧回家后，在新津家乡设灵堂祭奠。有父老写挽联挂灵堂正中：爱国求学；不幸身亡。横批：恸其不寿，痛心愤懑之情溢于言表。热血男儿吴国锋爱祖国，却被“国家”杀死！因为国家不是祖国，祖国不是国家。当时吴国锋母校的校长，到灵堂祭奠，与吴父抱头痛哭失声。悼念他的家乡父老络绎不绝，人数太多，远远超于其亲友范围，三天后被当局勒令撤灵。 ▲胡平：一不怕天，二不怕民，那还得了？！——写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际 从5.12到6.4，这两个日子相距很近。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在悼念地震死难者的时候，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二十多天来，我读到很多悼念地震死难者和慰问其亲属的文章，深受感动。其中，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人的一篇文章尤其让我心潮激荡难平。文章说，我们对被地震夺去儿女生命的父母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是失去儿女的父母。我相信，凡是读到这段文字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儿女的父母，也一定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天安门母亲的痛苦心情。此时此刻，我们也应该，从道义上讲是必须，向天安门母亲，向“六四”死难者亲属表达最深切的慰问。 一场震灾，在造成巨大痛苦的同时，也激发出国人的爱、关怀与悲悯。然而，如果我们的爱、关怀与悲悯，仅仅给予天灾下的受害者，而不给予人祸下的受害者的话，这种爱、关怀与悲悯就是很不完整的，甚至是很不真实的。党让我们爱谁我们才敢爱谁，党不让我们爱谁我们就不敢爱谁。这样的爱难道也是真实的么？是的，中国政府为抗震救灾做了不少它应该做的工作；但是，只要它依然还拒绝为八九正名，依然还在继续地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自由信仰者，只要它依然还在纵容腐败与社会不公，那么，它就无权奢谈什么“以人为本”。 常见人把人类社会比作息息相关的有机体。可惜的是，人类社会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在人类社会里，当一些人被枪杀、被监禁、被剥夺工作和财产时，其余的人未必都感同身受，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以及并不都能得到及时制止的原因。专制统治者何尝不知道屠杀会引起愤怒，但他们指望着屠杀造成巨大的恐惧淹没愤怒，再加上伴随着岁月流逝的淡忘与麻木。专制统治者要刻意在人民之中制造隔膜、互不关心和仇恨。专制政权是反人性的，它唯有在扭曲人性的基础上才能生存。指望在专制统治下实现和谐，从定义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一个有良知有爱心的人，都必须投入反抗专制的正义斗争。 ▲陈奎德：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目睹四川地震尸横遍野的照片，不由不令人想起十九年前血流漂杵的长安街。国人遭受的这两次刻骨铭心的劫难，是最近三十年中国之痛的巅峰。一为天灾人祸，一为暴政人祸，双管齐下，蹂躏中华。国人何辜，竟至遭此荼毒？ 无可讳言，1989 和2008的巨大创伤，是当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是中国在历史转型历程中的巨大阵痛。而1989，虽然时距较远，但是由于它浓缩了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光荣与梦想，由于它预示了接踵而至的二十世纪的巨变——共产主义失败，由于它成为历史的转折路标，因而，承载了更为厚重的历史重量。 灾难的历史后果是复杂而多面向的。所谓“多难兴邦”，一厢情愿地简化和美化了巨灾大难的各各不同的历史后果，着眼于宣传效果，罔顾于历史事实，诚然有矫情之弊。 然而，特大的灾变及其前后的社会氛围，具有导引社会心理变迁的巨大功能，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赵达功：希望也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 中共应该看到，中国人民之所以支持在抗震救灾中的中共，是因为这时你表现了以民为本的开明，所作所为顺民意得民心。胡温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应该认识到民心的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虽然是历史上中国皇朝的经验之谈，即便是民主社会，政党的轮替执政也是得民心者得政权。台湾的国民党从独裁专制政党走向民主政党，从执政党到在野党，再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可谓中共的榜样。台湾的经验证明（不仅是台湾），放弃专制独裁的政党依然会有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取决於能否放弃独裁专制，实行真正的宪政民主。 中共能在全国范围内为地震遇难者下半旗志哀，那么能否接下来在六四纪念日到来的日子为六四无辜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死难者也下半旗志哀？刘晓波博士说得好，「如果说，为大天灾中的遇难者降旗，第一次表达了公权力向人性、生命和民意的靠近，那么，为六四等制度性人祸的遇难者下半旗，将是公权力向普世人权的归顺，也是国家性正义的第一次公开表达，更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标志。 ▲明报社论：中共有责任带领人民走出六四历史伤痛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明报 点击数：45 更新时间：2008-6-4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至今所揭露种种事态，内情错综复杂，还待更多资料披露，才可以了解个中真相。但是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当日出动解放军镇压这场爱国民主运动，造成学生和北京市民重大人命伤亡，无论当局以什么借口解说，当时所采用手段之暴烈，肯定不对。当日的镇压，在民族之间埋下巨大历史伤痛。 地震救灾现大爱 有利抚平六四伤痛 「六四事件」之后这19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陡增，整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精神面貌，都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就，在国际也普遍获得肯定和赞赏。但是中国近年的积极变化，不应该视为六四镇压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果坚持这样的认知，那是正义与邪恶不分，文明与野蛮不分，甚至是人类与禽兽不分。这些年来随经济发展所厚植的国力，应该视为给国家和人民提供一个机会和基础，解决类如六四的敏感历史问题。 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若寻求解决六四历史伤痛，有较大回旋空间，因为他们与镇压行动没有直接关系，较容易得到人民宽容体待。当今中共施政「以民为本」，致力构建和谐社会，这次汶川8级大地震，在总书记胡锦涛领导和总理温家宝指挥下，中共在抗震救灾所显示人文关怀的崇高精神，不仅救灾行动卓有成效，也使得整体国民紧密地团结一起。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得理性、关怀，且积极主动，出钱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领导协助救灾，中共领导人应该从中体认，公民社会在大陆已经隐然成形，这样的社会氛围，给解决敏感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至于广大人民，他们珍惜目前的局面，只是想走出六四历史伤痛，使死难者得以安息，使死难者家属得到适当慰藉，如果有人欲藉平反六四事件而搅乱国家，相信会遭遇到绝大多数人民反对。总之，由中共领导人所处位置、人民的素质和国家社会的现实情，现在是纠正六四事件的恰当时候。 治疗伤痛、与人民和解，若一步到位，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矛盾和纷争，需要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例如可以从人道主义手，抚平死难者家属的伤痛，协助有需要者解决生活困难，准许去国异见人士返国等，这些都是可以先做。只要开展了这些工作，人民会感受到当局的诚意，整体气氛顿然改观，和谐局面于焉浮现。 改革开放成功 赵紫阳应记一功 另外，要妥善处理已故领导人赵紫阳的问题。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赵紫阳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首位总理，后来晋身总书记，就改革开放工作了11年，他因为六四事件下台，之后被中共党内指为「支持动乱、分裂党」而遭到软禁，3年前郁死。当年中共内部就如何处理学生示威存在严重分歧，最终演变成惨烈的权力斗争。就外界而言，赵紫阳最多只是同情学生，但他在权力斗争中输了，中共加诸他的罪名，很多人民都不同意，趁此改革开放30周年，中共如果能够给予赵紫阳一个较为公平合理的评价，是抚平这场历史伤痛的重要部分。 两岸在冰封10年之后，近期频繁的重新接触互动中，汶川大地震成为两岸民胞物与、相濡以沫的纽带；在香港，今年支联会纪念六四活动期间，也为济助地震灾民而募捐；达赖阵营按藏历传统，今日早上发动全球藏传佛教僧侣和信众，集体为四川地震死难者诵经祷告，祈求新生，藉此向北京当局释出善意，为下阶段高层次商谈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四川汶川大地震把原本相互敌对阵营扭在一起，这种情，希望为中共和各方阵营之间的和解，提供一个新契机。 目前，只有中共拥有足够力量和资源去推动全民和解，就一个执政党而言，它也有寻求与各方和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北京奥运还有约两个月就举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耳熟能详，希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奥运之后，在中国的大地落地生根。这样的话，两岸继续良性互动、与达赖阵营商讨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固然是关乎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头等大事，但是人民内部希望看到平反六四事件，使民族走出历史阴影，在和谐社会的氛围下，建设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重大事项。因此，中共带领人民走出六四历史伤痛，应该是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世界日报社论：平反六四 创造历史大和解的新局 「六四」19周年了。今年的六四不同往年，前有地震，后有奥运会，国家政府在大事件上扮演难以替代的角色，况且还做得相当不错，北京让世界惊艳，也造成海内外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涨，自然使海外民运每年一度的纪念六四主张，黯然失色，即使在六四问题上一贯高调的马英九总统，在今年的六四也首度低调处理，并称「四川大地震是一个观察点」，言外之意，肯定北京的进步，缓和六四情意结对两岸关系的冲击，可以说，在十多年的六四周年忌日中，今年是北京感到最轻松的一年，可以把精力完全放在继续抗震救灾和准备奥运会之上。 是的，这个世界总在发生许多事情，当年一件轰动全球的大事，自然会被之后发生的许多轰动世界的大事冲淡，这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因此，如何定位六四，不但是当年镇压六四的政府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当年以六四学生运动在海外延续的领袖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明年就是六四20周年的纪念，在地震灾害的冲击波和北京奥运会过去一年之后，我们相信，六四20周年，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定论了，让它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有一个正确的位置，发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见证作用，从而推动成为中国民主自由，公民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BBC评论：“六四”：十九年的坚持与遗忘 “六四”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无法回避的一幕。 十九年后的今天，“六四”确实已经被很多中国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如果不是因为学校门口多了警卫，对出入人员加强了登记管理，今天的在校大学生往往意识不到又是一个“六四”来临。 而对事件当事人来说，八九民主运动被镇压的结果不仅是他们个人心头痛苦的记忆，也是中国当代史上黑暗的一页。 当时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六四'毕竟死了那么多人， 而这些人并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中共的枪、刺刀和坦克”。 刘晓波说，这个性质是“尤其恶劣的”，但“六四”的亡灵并没有得到安慰，“六四”问题的历史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易大旗：漂亮的中国人 十九年后的春夏之交，一场大地震令血痂迸裂，流出来的除了伤痛，还有若干淡忘了的声音和画面。我想起了侯德健天安门广场上创作的《漂亮的中国人》：“爱自由的朋友，展开我们的翅膀，有良心的朋友，敞开我们的胸膛。为民主的朋友，握紧我们的双手，丑陋的中国人，今天我们多漂亮！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不会太远……” 在大时代的聚光灯下，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美丽的面孔与心灵。俱往矣——后六四时期，自由和良心离我们愈来愈远。回望十九年来，权钱当道，人欲横流。专制政体的镇宅麒麟被擦拭一新，朝堂上满耳是“和平崛起”、“伟大复兴”的阿谀和喧嚣。殊不知天降劫难，岁在戊子，山崩地陷……这个装金镶玉的“盛世”香炉被震塌一足。 然而，万千生民的悲泣之中，曾被威权意志以武力“清场”的公民社会魂兮归来了，被铜臭锈蚀的道德，被物欲扭曲的人性，统统在一夕之间复苏和绽放。于是，我得以重睹“漂亮的中国人”，连同种种感天动地的场景，真是久违了。 ▲施化：一开枪，就分裂了 我每年都在重复说明，六四的要害是开枪。这不仅仅是个别的军人开枪防卫走火误伤，而是有策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火力进攻，已经远远超出维护治安的范围，无异于群体谋杀或者屠杀。这是极端的野蛮，极端的非人道，极端的无理，极端的罪恶！ 退一万步讲，学生过火了，学生领袖是野心家，但他们毕竟是学生！学生们即便犯法，也是可以减刑或免刑的，因为他们还年轻，还不具备完全的法律责任。对于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来说，那些学生的年龄相当于他们自己的孩子。有哪一个家长由于孩子闹事，就拔出枪来，一枪击毙的呢？这样的家长还是人吗？ 当然受害者主要是北京市民。没有一个北京市民配得上是暴徒，相反，他们充满对孩子的爱心，就象现在的成年人对四川地震冤死孩子那样的爱心。北京市民为什么要阻挡军车，还不是因为宁愿自己流血，也不愿孩子受伤吗？有这样爱心的人就是暴徒，没有这样爱心的人就是共和国卫士？这种伦理颠倒状况可以在一个国家持续近二十年毫无改变，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我为你感到极度悲伤和羞耻。所以，我毫无悔意地选择了告别你，惹不起，躲得起。 ▲秦耕 从“五四”到“六四” 从“五四”到“六四”，正好一个月，从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相隔整整70年，从“五四”反帝的民族主义主题，到“六四”反专制的民主主义主题，从1840年算起，到1989年，是150个年头。反帝是爱国，如今“五四”是中国的青年节，意在鼓励青年人追求远大理想、保持爱国热情，而反专制是“动乱”，“六四”是一个在生活中被想方设法屏蔽的词汇，囚禁在阳光照射不到的黑暗中，绝大多数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甚至从来没听说过“六四”。他们知道远在1919年发生的事，但不知道近在1989年发生了什么。 距离1989年的“六四”屠杀已经19周年了，要恢复公正，肯定良知，把荣誉给予流血者，要谴责邪恶，惩罚犯罪，把罪恶押上历史审判席，恐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