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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英：六四十九周年：媒体报道聚焦
作者：施英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点击数：583 更新时间：6/5/2008
《民主中国》网络杂志署名“施英”的“一周新闻聚焦”栏目已经走过近两年时间，今次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特殊日子，由于纪念活动、媒体报道、评论文章以及“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等大量的资讯，难以简单汇聚在一篇报道中。因此，《民主中国》决定把一贯的“一周新闻聚焦”分为四部分：六四十九周年——纪念活动聚焦；六四十九周年——媒体报道聚焦；六四十九周年——评论聚焦；六四十九周年——“天安门母亲”网站聚焦。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2日报道：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希望当局能为六四受难者降半旗 六四十九周年将临，大陆天安门母亲表示她们今年以成立「天安门母亲」网站，代替给当局提公开信；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希望当局能为六四受难者降半旗。贵州民主人士陈西打算到北京天安门为六四死难者献花，却在贵阳机场被公安阻拦，被拘押十小时。 四川大地震之后，中共当局首次为人民降半旗，全国上下都为无辜死难者哀悼；然而，在十九年前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众多受害者却在当局有意的封锁下，被逐渐遗忘。有键于此，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六四十九周年前夕向本台表示，她们今年不会再向领导人提公开信：“我们不写公开信了，今年难属的决定。今年我们会以一份比公开信更为沉重的祭品，来纪念我们死去的亲人，就是我们网站开通了之后我们公布了两张示意图，一张是我们现在寻访和所收集到的遇难者的名单，标志着所有遇难的地点，还有另一张是遇难者遇难医院的示意图。我们用这两张图来纪念我们的亲人，做为祭品奉献给他们至今尚未安息的灵魂。”
1994年，《纽约时报》北京特派员纪思道及其夫人伍洁芳出版的《中国觉醒了》一书，其中估计遇难者在四百至八百人之间，几千人受伤。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3日报道：异议人士六四前发起家中哀悼六四死难者活动 一批民主及异议人士在六四前夕及当天，发起了在家中点上烛光，哀悼六四死难者的活动。他们认为，虽然当局不准公开悼念，但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告知外界：毋忘“六四” 。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六四十九周年将临，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提出要当局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的要求，北京学者刘晓波也希望当局有一天，能像为四川大地震死难者进行全国哀悼一样，为「六四」死难者举行国家级悼念活动。然而，事实上，北京当局非但没有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或举行国家级悼念活动，就连包括死难者亲属在内的人士都无法在中国大陆境内为死者举行公开的悼念。 一批民主及异议人士在六四前夕及当天发起了点上烛光，哀悼六四死难同胞的活动。发起人之一，台州独立意见人士吴高兴星期二向本台表示，他们会在6月3日晚上8点到6月4日晚上12点，各人分别在自己的家里，点上烛光，哀悼死难者：“发出一点声音，表示我们还没有忘记六四，大陆的民众虽然是在政治高压之下，但没有忘记六四的还大有人在。我们考虑到大陆的现实情况，所以不打算在公共场所里搞，否则当局一定会出来干扰，搞不成。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在家里，同一时间大家分头在家中点起烛光默哀，彼此之间保持联系。” 记者：有多少人会参与这活动？ 吴高兴：其它地方我不知道，我的重点主要是放在我们台州地区。我两个月以前已经开始在做这项工作了，之后我陆陆续续联络一些人，据我已经做好工作的，联系好的至少有五十人，我请他们哀悼时至少再找一人一起陪同，那么至少就会有一百人。 也是该次行动发起人及联络人之一的浙江独立异见人士范子良表示，他们此次在进行及筹划哀悼活动中，尚未受到当局的干预：“现在还没有，我想他们也没有理由干涉，我们也没到大街上去，到公共场所去。风险当然有一些，我们有些人当中经济很困难，无法再因此而失去饭碗，所以他们就不出面了，就由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的人出面。” 浙江民主党成员王荣清认为，北京当局应尽快顺应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提出要当局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的要求：“四川的问题是天灾，六四的问题完全是人祸，政府在这方面我认为是时候了，应该要将这问题解决了，将近二十年，差不多一代人都过去了，再不解决这包袱背在那里也太重了。” ▲美国之音（VOA）6月3日报道：香港议员促北京履行奥运人权承诺 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呼吁北京中央政府在奥运会前兑现改善人权状况，增进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承诺。 香港民主派议员刘慧卿星期天在特区政府官方电台RTHK所做的一次广播讲演中说，北京没有兑现2001年得到奥运主办权时所作的承诺，事实上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恶化。她呼吁香港民众利用星期三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19周年举行烛光纪念会的机会，支持大陆的民主和自由。 中国1989年发生流血的6.4镇压事件以后，中国大陆不能公开悼念死者，有关六四的话题成为媒体的禁区，不准讨论。而在香港，民众每年都在这一天公开举行纪念活动，要求大陆实行民主。 刘慧卿说，2001年中国政府申请举办奥运的时候曾经许诺要改善人权，但是她说，镇压包括藏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行为仍然在继续。他说，更有甚者，中国对被拘押和被监禁者进行体罚的现象还依然盛行，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被迫通过效率极底的上访制度来寻求公平的解决方案。 刘慧卿肯定了中央政府在四川汶川经历8级地震之后作出的救灾行动，但是她说，北京也应该在人权和自由方面作出进步。 她说：“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士，我们叫作良心犯罪或者叫政治犯，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面，这个情况是非常令人之不满的。四川的情况有些方面做得好，这是我们看见的，但是普遍的违反人权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在奥运开始之前做出很大的改善。” 在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基本同意香港议员刘慧卿的观点，他说，中国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了一些形式上的变化，他列举搜索引擎百度上对六四关键此的处理说明这一点，但是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自由从根本上讲是没有改变的。 他说：“百度是一个非常讲政治，非常靠近政府的。而今天已经6月2号了， 今天还可以搜得到关于六四的关键词，没有被封起来。我觉得，如果说进步在老百姓这个层面上还有一些，至少从03年胡温党政以来比江朱时期要强很多了。从感情上比江朱要强， 但在政治自由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 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布加勒斯特表示， 中国政府地震以来表现出来的开放显示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罗格预计8月举行奥运会可以帮助带来更多类似的开放和未来的民主改革。 罗格星期六晚间在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接收采访时说，奥林匹克可以改变中国。他说，奥运可以给带来变化因为记者可以自由采访和报导。他说，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今天在回答国际记者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时说，“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中国政府在发展民主、加强法治、维护和促进中国各族人民的人权和自由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和解智库6月3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开启政治和解之门 转眼又到了“六四”血案的忌日，汶川大地震的新伤口仍在流血，“六四”的旧伤疤又隐隐作痛，中华民族笼罩在一片悲情之中。 此刻，中国和解智库同仁呼吁全体华人静思默祷，为地震死难者默哀的同时也不忘19年前喋血北京街头的年轻学子和普通市民，为“六四”死难者致哀。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认为，“六四”惨案是文革结束以后最极端、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国家与民族、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伤害深入骨髓。这是一个不可不除的政治隐患，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和解难关。而平反“六四”则是化解敌意、整合社会、启动政改、实现和解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共实现转型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认为，“六四”惨案发生至今，中国政府的态度和作为对死难者与受害者极度不公。19年来，一百多名“六四”死难者的母亲、妻子或其他亲属，不畏强暴和恐吓，坚强且隐忍，不断地收集遇难子女的相关讯息，把天安门血案的真相逐步呈现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在坚持揭示真相的同时，伤口还在流血、眼泪已经枯干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展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程度的宽容。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时，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们就呼吁通过“查明真相”、“公平对待”走向“社会和解”。今年“六四”前夕，丁子霖在接受香港《明报》等海外媒体采访时，甚至表示若中共领导人愿意安抚“六四”受难者，她也愿意把争议搁下，只希望国家为死难者致哀和妥善照顾遗属。遗憾的是，“天安门母亲”的宽宏大量和正当诉求一直没有得到中共的正面和善意的回应，相反，每年“六四”她们都处于中共严密的监控之中，各种公开悼念活动均被蛮横禁止。 如果说，汶川大地震中万名学童葬身“豆腐渣”校舍是党政机构贪腐渎职罪行的集中发作，是天灾人祸并行，那么“六四”血案，则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动用国防军制造的人为灾难。中共的历史罪过绵长且沉重，如果中共不早日释放和解的善意，随着民间社会力量的逐步壮大，民间要求政治清算的呼声将会日渐高涨，中共面临残酷的政治报复并非危言耸听。所以，为了避免中国再次陷入同态复仇和冤冤相报的政治暴力之中，中国和解智库呼吁中共当局： 一、正面回应“天安门母亲”群体和其他“六四”受害者群体的正当要求，立即开始安抚“六四”受难者的工作，给予“六四”死难者、受伤者和不当刑事处罚者国家赔偿，为“六四”死难者降半旗致哀，通过公开的政治对话，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六四”遗留问题； 二、允许并欢迎所有滞留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归国，为全民族的政治和解创造条件； 三、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六四”事件的刑事、治安、纪检案件，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释放因“六四”事件被关押的全部人员； 四、成立独立的“六四”真相调查委员会，在公开真相的前提下，撤销（或改变）对八九学生运动以及对赵紫阳问题的错误结论，还历史以公正。 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已经促成全体国民空前的爱国和团结，也激发出国人重德从善的民族性；台湾当选执政党——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参访大陆，回归“一中各表”的政治认同又使两岸政治和解的步伐呈现加速趋势。在这种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和解的背景之下，中国和解智库呼吁中共及其官员认清历史发展规律，响应吴伯雄主席的“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政治宣示，尽早放下一己之私、政治歧见和政治包袱，勇敢承担天安门事件的政治责任，以和解姿态回应“天安门母亲”和期望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的国民。平反“六四”化解敌意，迟做不如早做，这样中共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责，才能早日获得天安门血案死难者亲人及全体国民的原谅，中华民族才能从宽恕走向和解，从和解走向和谐。 另外，天安门民主运动当中国民发出反官倒、改革政治体制的吁求，是忧虑中国改革前途的爱国体现，中共也应当充分重视。一党专制的祸害每个国民都感同身受，中共统治近60年来，不间断地造成包括“六四”血案这样的各种人道灾难。大量的私人财产被剥夺、大批的民族知识精英被摧毁，甚至那些送夫送子支援中共内战贡献最大的农民也饿死了数千万，成了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牺牲品。一党专权，党政不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迈向文明社会的巨大障碍，官权掠夺也是阻碍中国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因素。开启政治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假以时日、逐步展开，但是中共可尽早宣布政治改革的时间表，让全体国民不至于望眼欲穿，让“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不会白流。 中国的上古先贤曾渴望把神州大地建造成自由和谐的“王道乐土”，晚清以降更有无数仁人志士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繁荣富强的国度。遗憾的是，这千年的梦想、这百年的期盼至今仍是泡影。为何号称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中国人竟然学不会和平处理政治分歧，动辄兵戎相见？为何众多国民曾对共产主义缺乏清醒的认识，轻易相信在人间可以建立纯洁无瑕、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天国？为何大量“烈士”慷慨赴死，用鲜血和生命参加到这场共产革命的豪赌，导致残酷程度超过任何历代皇权的一党专制堂皇登场？一个不善于解决政治歧见，不善于容忍不同意见存在的民族肯定是个不宽容的民族，肯定是个冲突频仍的民族，肯定是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值此“六四”19周年之际，中国和解智库同仁呼吁全体国人深刻反省文化传统的弊端、民族性格的缺陷，从谦卑出发而又勇于问责政府，践行宽容而又不放松对公权力作恶的警惕，努力促成全面的政治和解和社会和解，以使中国早日走出暴政和革命交替循环的历史怪圈。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再次向“六四”死难者默哀，向坚强和善良的“天安门母亲”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 2008年6月3日 ▲世界日报曾慧燕报道：《北京植物人》马建十年铸一剑 “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如果忘记‘六四’事件，中华民族就永远是一个弱智民族。” ──马建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国际笔会美国分会”5月上旬举办“国际文学节”，马建应邀自英来美与会，并出席5月3日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中国社会与新文学”研讨会。 马建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满意地说：“《肉之土》（以下简称”植物人“）这本书在英国发行得不错，进了书店的第一展柜，评论也好。” 为了记载六四这段历史，马建花了整整10年时间完成这部长篇小说，故有“10年铸一剑”之说。 让记忆闪出自由圣火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假如逆来顺受，作为一个人就没什么尊严。忘记过去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但我决定不忘掉。”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那么，“活在回忆中的植物人最后就成了唯一的活人。” 他一脸严肃地说：“我的人生真理是：在反叛写作中用尽生命，并尽可能端正良心的位置，让人道主义和思想自由成为唯一的崇高，让记忆闪出自由之圣火。” “植物人”一书扉页上写着“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和母亲们的中国”。 故事的序幕从1986年12月“那场大雪”掀起，背景是导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八六学潮”（一般认为，“八九民运”是“八六学潮”的延续）。马建塑造的主角戴伟是个大学生，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头部中枪，当了10年植物人，10年后苏醒过来，发现整个社会大变样。一直照顾他的母亲曾是一名坚定不移的中共党员，后来却成为法轮功学员，受中共当局迫害。 这时的戴伟才面对真正的死亡。…… 这部小说融入了三种视角：母亲、儿子和以诗歌呈现的植物人的内心，“目的是尽量从不同的角度照亮人生舞台”。小说主角面临绝境，母亲同样被外力压得喘不过气。他们的生活不断地被残酷而无法摆脱的政治影响，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也都被无法控制的政治所影响。 这对母子的故事，触及了六四事件后的经济社会，个人故事常会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纠缠在一起。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灵魂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 1989年4月初，北京发生了学潮，当时已移居香港的马建，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学生们绝食争自由要民主、赶来镇压的军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场面。他的热血为之沸腾，在天安门广场待了一个月，一直陪伴绝食学生。 可是，5月28日，他在山东青岛的哥哥摔成植物人住院，他匆匆离开北京，到医院看护哥哥，“六四大屠杀的消息就是在哥哥病房里听到的”。虽然躲过一劫，但也改变他后半生的命运。 马建在“自序”中写道：“当时我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已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他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三年以后，我便开始描写这部关于植物人的爱情和政治的小说，我想把埋在肉牢里的心灵，透过回忆，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我和书中被枪击的戴伟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10年，追寻着我常梦见的一只小鸟守着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 马建指出，“六四”事件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已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确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恒了。” 作家用真诚触摸灵魂 “植物人”面世后，英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导、评论。英国《卫报》的评论称，“这是一本栩栩如生的、带有强烈感染力、又有些黑色幽默的书，是对那些反抗压制表达自由的人们的一种极大的怀念”。《Metro》报也以整版篇幅刊出对马建的专访报导，称赞马建呼吁不要忘记历史，并称此书“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认识现代中国必不可少的窗口”。 英国主流媒体之一的《金融时报》指出，这是全世界等了近20年、首部以“六四”为背景的小说，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按：正确说法应是首部以“六四”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因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前夕，旅居加拿大的安田已出版以“六四”为背景的小说《天安门情人》）。 马建凭此书成为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小说奖项得主。此前他的小说已有多次获奖纪录，如2001年，他以长篇小说《红尘》英译本入围美国克鲁雅玛（Kiriyama）亚太平洋图书小说奖；2007年，再以《亮出你的舌苔》二度入围克鲁雅玛奖，并同时入围英国独立外语文学奖。2002年，《红尘》英译本再获英国托玛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 他说，获“中国自由文化奖”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中文领域获奖，也就是说获得了中文同行的认同，这是在外语世界获奖完全不同的心情。” 马建谈及创作“植物人”的社会背景说，六四后，北京当局“把抹去记忆当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考核干部的标准，不忏悔反省就用新生活替代了旧生活”。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富有在于精神，他希望精神信仰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好处。但作为“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法律早已规定，“我们只能成为共产党的理想产品，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牺牲的接班人。我们从小就不准拥有个人意识，不准思想，更谈不上体验自由。……我们的一生注定了要么反叛，成为自由人，要么成为体制内的成员，甚至加入共产党，以明哲保身。” 他说，“六四事件”后，共产党迫于生存，给人民开放了生路，鼓励人民发家致富，让部分人先拥有了资本和财产。在争取身分认同的商业加专制的社会里，这条生路成为主流。 今天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私人财产，并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有钱，以至于贫富差距竟成了执政党的难题。现在，除了政治受害者，党和大众的关系，即专制者和被专制者的关系已经不敌对了。在娱乐、动漫、房地产、拆迁、股票、商业大片、贪腐、明星和财富榜等冲击下，人们勤奋地去旧迎新，为自己赢得金钱和幸福，拥抱快乐的现代生活。知识界也被经济金融的潮流击溃，成为其中的瓜分者，多数名人艺术家、诗人作家、教授学者都拥有轿车、别墅以及房地产。共产意识其实已消失，蜕变后的执政者家族都以拥有巨额资产为荣，“两会”（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人民代表也已成为富有人的庆功宴会。 他尖锐指出，“这个和谐社会是用政治恐惧的砖堆砌的，是以丧失思想道德为代价的，这个伊甸园其实是座五星级监狱，是丧失自由而花天酒地的消费场所，是商业金钱和权力在唱主角的社会。文学艺术不再是唱配角，而是被抛弃在角落。作家恐慌的不是思想道德的堕落，而是没有挣到很多钱，缺少安全感，但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生活，且大都感到生活质量很好，该有的都有了，甚至说话的自由。政府也只是紧盯着新闻出版以及一切反政府的言论流入媒体，流入人们的头脑，使人们继续麻木。……” 在一个死人社会里复活 基于上述想法，“植物人”一书主角戴伟在马建的构思中浮现，“我必须通过他的引导返回记忆，在匆匆前行的人群里，让他转过身，去发现记忆和经验以及生命的尊严，他也就从失忆变得懦弱，渐渐在反思中走向了自信。十年后当他从自己的肉牢醒来的片刻，便感到大众已变成了植物群体，他成了一个在政治广场倒下，又在商业中心醒来的唯一活人。” 为什么要写一个植物人？马建指出，他在书中描述的主角，肉体变成了一个堡垒。他躲在这里面，恰恰躲过了被改造、被洗脑，躲过了不断地写检讨来证明自己是错的。“在这部小说中，他恰恰是活着的人，因为他抓住了记忆。在记忆上，他是唯一活着的人。他在自己的记忆里，抓住自己的记忆不放，他在自己的记忆里重新去反省。当他醒来时，他才发现他在一个死人的社会里复活。” 马建表达他的文学观说：“作家应走向文学家，而不是退缩为小说家，他不能背叛记忆时光，并与死亡共生，他能把苍白的过去呈现给现实，从而令生活充满人性。作家也应如诗人般对妥协、暧昧与懦弱划清界线，追求自由的文化，去抵抗专制主义中最残酷的思想专制，把被填平的记忆重新出土，在这模糊了思想价值的时代，写出具有怜悯和政治批判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小说故事。” 热中文学创作的马建表示，透过文学来描述历史，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对时代的记忆。作家必须沉思，用真诚去触摸灵魂。“我尊重历史，但不会去重复历史。产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世界上有些事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即便为此忍受苦难也在所不惜。” “六四”坦克辗碎中国人灵魂 马建痛心地说，当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很多人变成“会赚钱的植物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价值。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在六四后被模糊了。 “六四的坦克不仅仅是压了学生们的身体，更多的是把中国人的灵魂辗平了，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模糊了，让大家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想法只能和中共想法一体，而且这种模糊还在继续。只要专制存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就不会建立起来，因为很多人在谎言、虚构的现实里面活着。报纸、食物很多都不可信，政府也是不可以信的，要在怀疑中生活。没有一个价值观念可以相信，也不能让你获得安全。” 马建强调，“在这部小说中，我想说明这么一种逻辑：当社会的经济在发展、不断地往前走的时候，人们的善良、道德那一面却始终没有任何发展，我认为这种畸形的社会越发展越危险。” 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爱国愤青”，马建认为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六四”之后长大的，他们对这段历史可以说没有什么记忆，而他们的父母也没有把这段历史的记忆传给他们。也就是说在中国，它是一种“断代”。这些“愤青”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判断。与10个人讲话，讲的内容也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按着共产党的标准说话”。 马建认为八九学生与当代“爱国愤青”都没能在思想上走出中共的控制。学生们不知道怎么去做，即使他们想要民主，也还是按着共产党的模式去做。“我觉得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一种力量，还相信共产党会给他们一次机会。但是，当时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们知道，20万军队向天安门推进是为了包围他们，消灭他们。” 马建认为当年“八九”的学生和今天的中国学生基本是受害者，这段历史经验财富没有传给下一代而形成断代。在小说中，他表现了这种断代和学生们对历史真相的无知，马建“按专制逻辑”分析，认为“两方面都有错”。一种是专制控制了人的记忆，也控制了人的未来，所以这批学生基本上是受害者。 历史过去将近20年，“我们再看这代人，当然可以很清楚得出一个结论：学生的无知不仅是他们造成的，也是社会造成的。我在小说里也是要表现社会让他们‘断代’，也是让他们失败，使他们变成了和共产党很接近的一种方式。比如他们互相夺权，互不信任，最后走到被镇压边缘，他们竟然也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马建觉得奥运是一个大的考验，它不但要把中国人放在一个文明舞台上表演，也把共产党的操作方式暴露在国际舞台上。 “同时我们看到年轻人的无知，对自己历史的无知。” 马建举例，他在坐飞机时碰到一个参加对CNN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他说没有看过BBC、CNN，也不相信。马建问他：“你相信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吗？”他说：“我当然不相信。”马建问他，中国的新闻你不信，CNN的新闻你又没看过，你为什么去抗议CNN？他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对我不知道的东西。” 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 马建感慨地说：“一个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而不是有多少钱。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产，它不是人的价值。我想人的价值关键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拥有了什么，你信仰了什么，你获得了什么。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有点像爱情。可能是日子过的很差，但内心是幸福的。” 他认为，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富豪本身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使它的成员变成了富有者，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我希望中国奥运能像南韩奥运一样是民主的开始。我当然希望中国的读者们明年可以看到我小说的中文版。我也希望他们能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人生经历了什么，这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把这些记忆经验、人生经验传给下一代，而不要跟下一代说：你要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你要小心，你要升官发财。那样，我们会把社会变成一种没有价值观的社会，将来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中广新闻6月3日报道：传杨尚昆曾说天安门镇压六百多人死亡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十九年，中共坚称天安门镇压没有一人死亡， 不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但已故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曾说，天安门镇压造成六百多人死亡，两万多人遭到拘押，但这项说法无法证实。 六四镇压发生当天，中共坦克跟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造成重大死伤，但中共坚称天安门事件没有一个人死亡。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接待某位访客时说，六四事件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六四发生后，中共逮捕跟拘押两万多人，其中一万五千人被控（反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