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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民主思想的不彻底性

六四过去19年了。第19年灾难遍于中华,天灾人祸,绵延不绝从冰雪灾害到汶川地震从西藏镇压到京奥横行国人是不是可以从六四精神里得到任何解释与寄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除去六四中人的一部分销声匿迹,或者回心转意,与当局实行贸易自由化外,更多人沉默缄言,自律形秽。我在前几年的六四怀念和总结文章里曾提出对于这个伟大运动的些许质疑。质疑之要点是:六四前后的启蒙性质之不定究竟是民主在先,还是威权在先;是(党内)民主在先,党法宪政在先,还是民主宪政在先;是(中共)改革在先,还是三权分立,多党、多元在先?六四究竟是达致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之政治预设,三权分立,治衡监督,还是达致俄国革命和中共革命之取消政治前途,实行一党独裁,独大?究竟是挽救党,驱逐腐败,还是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和毛氏合法地位;六四学生,究竟是拥护毛,还是急需另外一种启蒙,一种自由,一种文化诸如此类的课题,是反省六四与后六四时代之必然。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不释然,就是六四死结之不除,国人前途之阻塞。换言之,六四运动的大框架,固然有正义诉求之伟大,牺牲精神之崇高和自由精神之嚆矢,但是,它与所有成熟的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并非处于同一个等级,是半个自由主义和半个民主诉求之运动。其价值核心在于,六四在比照中国以往的所有群众运动时,显示了它最为先进的主张,就是提出了宪政,民主,言论自由等等、比较反对腐败,处于边缘、却是至关重要的主张但是,这些政治主张,和力挺中共改革派,不欲考量中共政权性质和不事提出政治多元化等呼声相比,毕竟不占主潮和不居定势。仅仅企盼中共实行改良主义的愿望,被历史判定为完全是一种虚妄。

时间过去了19年,六四中人和很多中国人,是不是如此思考六四失败的惨痛教训呢?很遗憾,他们并不这样思考问题。他们提出的六四平反及其相关课题,依然秉承六四运动的最大极限之原则。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威权化、非政治化之主张,正好符合六四时期主张改革中共政治,却反对去毛化和去政权化动机,甚至捉拿反毛人士。与此遥相呼应,现在很多党内改革派,仍以打出党内民主和党内派系均衡论,作为他们挽救一党主义,国家主义甚至邓主义的武器他们主张批判的武器不能批判之论点,主要反映在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拯救之道上也就是说,他们和多数六四中人一样,并不想废黜一党天下的政治结构,以期在党的法律框架里解决问题;或者说按照党的民主法制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六四问题。这个思路回到六四最广大群众希望依靠党之力量消除腐败,乃至建立监督机制和独立工会,自由媒体之路径如出一辙。但是总体看来,所有这些思路难道还是陷在六四的怪圈里不得自拔自醒。

重复而言,六四的绝症就是因为国人固然展开了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但是在思想资源、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上都极端匮乏,并无准备。尤其是在思想资源上,由于几十年的极权禁锢和思想洗脑,国人既无美国革命之政治成熟,也无英国革命之保守老道,甚至没有法国革命之筚路蓝缕;祇有俄国革命和中共革命之无前景、无预设的骚动虽然这个骚动在打破中共禁锢的伟大发声和伟大抗议上弥足珍贵但是其朴素和幼稚的革命热情,并未带来梦幻般的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实现。


二、国际社会的绥靖主义态度

六四惨案发生以后,源于其正义和道义诉求,学生、市民的无辜牺牲和官方的暴力镇压,国际社会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映。一向以自由故乡自居和民主典范示人的法国、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向六四死难者发出了吊唁,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支持的信息,并且严厉谴责邓式屠杀。在支持和接纳逃亡人群的时候,西方社会身体力行,黄雀开道,不遗余力。主流媒体上对于邓的谴责,对于中共的谴责,不绝于耳,声势浩大。但是,很快事情发生变化。由于西方政客并不重视中国改革的政治走向,为了眼下的利益,他们很快响应邓的号召,从政治诉求转向经贸往来。一个对于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产生利益驱动,使得美国,欧洲,日本及亚洲各国政府,枉顾六四鲜血呈现的悲剧和悲情,不远万里,慕京而来,容忍六四后时代的现实与政治。很多美国或者日本政客开始撇开六四情结,一个个膜拜于邓,并且逐年而推,放弃了他一度主张的中国人权和中国民主。一切呈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六四遗忘症和六四忽视状。

西方国家承续了他们历史上一向以来的双向思维传统精神上为一元,物质上为另一元;价值上为一元,利益上为另一元;短期诉求为一元,长期愿景为另一元;首鼠两端,暴露无遗。一向以为李鹏政府寿数不长的预言瓦解了。一届届西方政府,除去在竞选时期做出人权承诺以外,祇要一上台,无一例外都成为中共之战略伙伴或者什么同伙。将近20年间,这样的运作一直不断。有友人戏谑之:他们除去撒泡尿留下标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却以为,他们的做法并无非份之处因为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对于美国人和前苏联人,他们祇是想要和中共政府打交道;他们祇和掌握资源者打交道。这是一种惯例。这个说法,就是六四背叛者最大的理据。

现实就是这样严酷无情。北京政权就是以此理据和外交拓展,有效消除了六四的阴影:不单对于中国人,而且对于外国人、西方政客和资本家,都是这样抑或以利诱之,抑或以权治之。无独有偶,这些西方政客和某些中国人操着同一种腔调说,中国民主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祇是要在未来要相信未来;眼下是利益最大,市场最大,金钱最大一切以六四纪念日为极限,除去这个日子,大可以避之不言。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将近20年。我们真不知道西方民主价值观究竟如何融入他们的利益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法国,并非没有不同于官方的批判精神和批判人士。他们知道,在戴高乐建交于中国的时候,这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在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继而于之建交于卡特的时代,这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在中国实行邓式改革和加入WTO的时候,这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在人们转变观感,说在六四19年后,这个国家据说已经转变成为专制而非极权主义了,但是这个国家现在还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变化是有的这个变化就是党从共产变成私产,由世袭血脉垄断和控制了社会和资源,文化和信息,政治和经济这个垄断共产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二者一体,其本质还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六四19年了,中国没有发生任何政治上的松动和进步,祇是其统治方式在与时俱进,业已出现统治精致化过程。这个过程,除去动用暴力和警察统治外,就是源于我们所言之西方绥靖主义政策和实用主义政策之支持和袒护,遂使得六四之国人诉求变成一种不单是国人的奢侈,而且为西方政客和资本家所排斥加上国内非政治层面派的袒护,中共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持续还要维持颇久。这种内外互动,表现在法国的希拉克,德国的施罗德等等政客身上,也表现在老、小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和布莱尔身上。他们一个归还香港于邓,一个容忍香港的有自由、无民主之现实。亚洲国家也在六四鲜血未干之际,匆匆朝见北京,在这块屠杀之地襄办亚运会;继而世界上宣称奥林匹克精神之组织,把希腊精神和民主精神发源地的火炬传给北京在所有这些举动中,地球村的村民们,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消弭六四的影响,就像昨天发生灾难的大地,现在可以接纳所有不受检验的赞扬。于是铁一般的事实告诉国人,这个世界其实和中共政权一样,是十分冷酷和十分势利的。他们在精神多元的旗帜下 ,不祇打出人权和自由之旗帜,也可以打出任何违背和枉顾人权自由之旗帜。


三、纪念六四必须回答的课题

纪念六四,其实就是要在这个比较深刻的层面上回答上述问题。

何以六四成为一种遗忘而不是记忆?这是一种举国和国际之遗忘,遗忘之的因缘何在?我们中国人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国际间的人们尤其是知识份子,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六四镇压究竟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共同体发展的必然举措,还是完全相反?经济的发展是否必须以人权的保障同步进行?

普世价值契阔中国的可能性如何?国人是不是可以完全仰赖中共释出恩惠,平反六四,继续其政权的合法性,继续其遥遥无期却信誓旦旦的民主改革之诺言?

在不触动国家性质的前提下,与之谈论人权的有效性如何估计?

非政治层面要求平反的呼声,是不是一种有效的宪政期许自限于中共大法框架下的游戏或者博弈,是不是一场虚假的悲怆交响乐之演出而真正政治层面的诉求和运作,又该如何出台,如何持续?

六四和民粹派运动,国、共分别操纵的各种学生运动之异同,亦为我们考察之一端。因为完全被操纵,或者一半被操纵的这类民运,其实就是思想一半解放,一半蒙蔽之运动。六四究竟是一种自发运动,还是一种间接受到共党思想限制的半自发运动,可以争论。

世界绥靖主义既是历史,也是现实。西方民主价值观和利益价值观的双轨制,是不是可以划一而为民主经济和自由贸易,乃是西方有识之士必然探索的主题。这个双轨合并,如果不可实现,不单六四事件的真正痛楚不会愈合,而且,随着中共经济实力的坐大,其平反之日就会遥不可及由此会发生六四之西方记忆的全部湮灭。

最后,国人如何辨识六四中党文化的影响,更是反思六四的关键。如果人们一味寻找如赵、胡一类青天大老爷而放弃真正的民主之道,那么就像以往发生的所有伟大中国民运一样,最后会被民众自身的思想矛盾和政治分裂相抵消我们看到,四五运动推出的邓之结果,就是民主之果不结一半民主,一半极权。这样的诉求,几乎败坏了民主,而非相反。六四也是这样的一半主义。

我们说,中国近代史其实就是价值模糊的历史:从孙文之三民主义加融共,价值分裂,可以见得;五四也是价值分裂,普世价值加上苏联和共产党国民党几次合作于共产党,造成共党合法化,遂以自由,就是消灭自由,也是无果而获。不幸之至,六四也是这样:人们以改造党为前提,容忍了党的存在,于是党文化与时俱进,实行剿灭民主,屠灭学生;随之更实行世界中国化这个结果是对六四牺牲者的最大嘲讽。人们开始赞扬一种因为镇压六四而崛起的经济体:中共经济体。这是我们纪念六四将要面对的最大挑战规避这个挑战是毫无意义的;其无意义程度就和我们遗忘六四一样可悲。

 

转自:北京之春 20087月号

六四: 背叛与反思写在六四19周年

刘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