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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
适逢“六•四”19周年，各种纪念文章与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这从一个侧面上说明“六•四”的民主政治资源经过艰难的坚守，正在积极地转化为推进中国民间民主共识的动力。形象地说，“六•四”可视为一座高品位的民主铁矿，经过19年的开发及矿石拣选并反复的冶炼过程，它已经为民主化大厦的建立备下了各式各样的成品钢材。 在另一端，关于“六•四”的研究，至少是其文献学之建立，尚未见真正起色。这与“文革”学研究相形见绌，与已有雏型的“反右”学研究亦有相当差距。在此情形下，如果我们稍将观察尺度放宽，则不难发现：一九八七年官方满带杀机的言论，其实已经预示着一九八九年“六•四”血案的来临。 在个案意义上讲（套化经济学的案例研究方式），1987年的“三个坚持”应当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六•四”血案发生的机理。因此，笔者试做抛砖引玉之举，以短文形式略述其意。 一、“三个坚持”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际缺位 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正式展开，以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为标志。在该日举行的政治扩大会议上，胡耀邦做了违心的检讨，因此也得以保留政治局常委职务。中共权力核心层的如此安排，在战争年代尚可理解，在和平年代殊差人料。它也从一个侧面上说明胡耀邦的所谓过错远没他自己被迫检讨的那么严重，邓小平力欲操谋的集体领导模式也确实有向党内有限民主过渡的可能。 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是个奇怪的多面体，胡耀邦问题虽为标志，但远非问题的全部。在另一个观察视角上，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共开启邓时代的称之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准则，实际上失去其排序中的最后一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按四项原则的坚持要求，其序列是：第一，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共产党的领导；第四，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回观1987年文献，《红旗》杂志（1988年6月30日更名为《求是》）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分别是：（一）第二期（1月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二）第三期（2月中旬）“坚持社会主义道理”；（三）第四期（2月下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以上“三个坚持”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达顺序不一致，但第四项原则未被提及仍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这说明中共党内不仅有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且呈澎湃之势，而且左右互视、互定（如初见端倪的邓小平陈云之间的矛盾）的思想冲突也从低基调上升为不可轻视的政治倾向。此时，邓小平理论尚未形成权威，邓又不能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实的地位，因此就出现了短板现象。目前，我们虽然无法接触到中共绝密档案，但可以推断：这“三个坚持”的评论员文章即便不是邓亲笔所写，至少也应该是其口授。 假定这个猜想成立，那么此时的邓小平理论的雏型是该有所表达的。署名苏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1987年1月19日（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的第三天）文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大思想武器——重读《邓小平文选》”，则不但补稍后的“三个坚持”之“空位”，而且苏吉这篇地位远逊于后来《红旗》杂志连续三篇评论员文章的文章，实质性地表明了邓的理论实践上已经自定位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替代品，而不是后来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的互补品。虽然这个理论体系没有被左派（如陈云）承认，邓系内部也不太理会（如胡耀邦的“出轨”），但在此理论基础上，邓实施更加有利的权力运作已经难免。其惯性之一就是决定“六•四”的开枪。 二、个人境遇与冒险决定：1987年话语暴力终于落实为1989年的血腥武力 对比苏吉文章与《红旗》杂志的三个坚持，分析家们不难发现：（一）邓理论已经具有了向权威意识形态过渡的可能；（二）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排名第二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三个坚持”中前是一位，居“三个坚持”之首。 苏吉的文章重提邓小平1980年的动乱预言，即“四人帮”残余、新生打砸抢分子、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与台湾及国外有联系的反革命分子，党内“民主派”等势力，将在一定的情况下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不小的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 仍然没有解密的中共绝密档案为证来印证一位饱经政治变故的政治老人当时的个人心态，但是邓觉得四面尽敌，到关键时候就要采取专政措施。这种专政措施不只是法律制裁，更包括他的政敌镇压他的支持者时所使用的武力手段。 “四人帮”使用工人民兵镇压“四•五”，邓小平使用军队镇压“六•四”，在手段选择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样分析也许过于残酷，但是以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概念（选择）来印证，决策者往往倾向效用最大化。 同情邓不平，也许会遭到民间民主同道的责骂，但是权力本身既是荣耀的来源，也是心理莫名恐惧的来源。因此仅从行为学角度来看，邓小平确实是如一生发动三次政变的慈禧太后那样，晚年值得同情。一位政治老人在晚年特别是操纵政变之后寻找合伙人而不得的状况，确实是无限凄凉与恐惧的。之于胡耀邦的所谓错误，与其说是政治分歧，勿宁说是深重的怨恨情绪的发泄。 伤害胡耀邦，实际上是邓自虐倾向的一个隐性表现。 邓的自虐倾向在他写给华国锋的“万岁信”中得以充分体现：1976年10月，对于逮捕“四人帮”的宫廷政变，邓喜不自胜，而他虽知华国锋非干器之主，仍然以书面形式表达“万分的喜悦”，并说自己“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随后，他又另起一行，专门写了一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发此违心地山呼万岁，首先不在于与华系力量分享权力的战略图谋，而是要保证个人最基本的安全。这样的侧证在此前此后也有：（一）1976年10月，当叶剑英通过电话先知邓：已经逮捕了江青等人时，邓说给夫人卓琳的头一句就是：“我可以安晚年了。”（二）十三年后，1989年学生运动以反腐败为道德诉求发起时，邓仍认为有“四人帮”残余在起主导作用，尽管这是个严重的误判。 如果说邓对“乱”的恐惧是由于个人在“文革”的悲惨经历的话，那么促使他最后选择武力镇压“动乱”的原因还有对外国投资者的承诺，必须以中国“不乱”为前提，保证外商在华利益。1989年5月3日，袁木答中外记者问，涉及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提问“亚洲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袁木在指出确有此说之后，极力希望“外国朋友主持公道”，但话锋一转，他许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绝对地保障外国、外商在华的利益”。 怎么个“绝对”法儿呢？ 在此承诺前，他已经暗示有动用武力的可能，称曰：“一些暂时的动乱，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有决心加以制止。” 怎么“制止”法儿呢？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要被邓理论取代之时，1987年第二期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又特别将列宁符号请了回来，文中说：“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而列宁符号的一个最直接的专政性质就是否定西方传统的国家契约学说，称国家为阶级镇压的工具。 之于邓小平本人，“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实践列宁主义理论。此理论，既非马克思主义的，也非毛泽东思想，尤其不是后者。因为若按后者的帝王权术来说，很可能在民乱时期将一批重要官僚交给“乱民”或“杀奸臣谢天下”。 三、何以前倨而后恭：胡耀邦冤案的广义谜面 胡耀邦在1987年1月16日的被迫检讨中究竟说了什么，仍无资料予以证实，而对比《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对胡的抨击及胡逝世时的讣告，特别是赵紫阳满是赞誉的悼词，分析家们也不难发现：这场由邓小平自虐性格爆发而引致的对政治盟友的伤害实际上是一场政治误会，或是被邓胡盟友之外力量挑拔的结果。 在胡被迫辞职并保住政治局常委身份的半个月之前，《人民日报》挑明了党内的派性斗争：“近几年来，思想文化界有一些人借改革、开放之机，发表各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一些地方泛滥起来，而我们的一些同志表现软弱，不敢理直气壮地出来斗争，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泛滥，党就会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怎么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按《人民日报》的这个说法，比较于半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胡耀邦不但要承“自由化泛滥”的政治后果，而且还要承担党内不团结的责任。公报说：“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 公报的调子显然比《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辞温和多了，尽管它没具体指明胡的失误所在。两年之后，对胡的批评几乎消失，评价调子更加温和，如1989年4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要求全党学习胡的忠诚、平易、谦虚三方面的风格，悄然加进一词，称胡“顾全大局”。 “顾全大局”一词不仅印证了胡的检讨是被迫的与违心的，邓的怨恨得以宣泄，但党内团结问题却一日不如一日。最后，终于出现前仆后继的赵紫阳倒台事件。 将观察尺度放得再长一些，一个价值化的提问则在所难免：在胡赵前仆后继为所谓的自由化而倒台之后，中共不少地方出现了腐败行为的前仆后继现象，是否打倒胡赵为腐败提供了有力的暗示呢？或者说，从“六•四”血案发生之际，信仰崩溃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如果实然，那么选择民主化道路不只是民间自由主义精英的诉求，而且也是拯救共产党作为（非贬义化）利益集团的一个出路。 即便这个问题尚待证实，观察家们也不难发现：胡锦涛作为新党魁，在对待现今的西藏问题上采取了与1989年绝然不同的措施，不再使用强硬的武力镇压（尽管日后可能仍无法避免），除个人的道德性表述及权力稳固之外，实际上这是在诠释1999年“六•四”10周年之前的一个伦理之辨——当时有人猜测曾庆红比胡锦涛更具有成为江泽民的接班人的可能，原因是曾在“六•四”问题上是“戴白手套”的，而胡却负有在西藏实施武力镇压的重大责任。这个伦理之辨现在已没什么意义，但是胡锦涛对胡耀邦的纪念指示与实际落实，除了个人感恩因素之外，更意味着党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亏欠了胡耀邦。至于亏欠的“数额”或曰胡耀邦“顾全大局”而担了多少不实之罪，又是个谜团。不过，赵紫阳在1989年4月23日发表的对胡耀邦的悼词，其高调赞美确实触犯了党内的潜规则，尽管这篇稿子应当是政治局定调的，毕竟他是党的总书记，有权按自己的意见表达。 赵的悼词比中央的讣告的三方面表扬多出了五个方面，使悼词几乎不像色调沉重的诔文，反倒像热情洋溢的表彰大会的发言。赵对胡的八方面肯定分别是：（一）解放思想，冲破了“两个凡是”；（二）平反冤假错案；（三）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四）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五）尊重知识与人才；（六）重视政协的作用；（七）推进干部年轻化；（八）注重与外国党的关系。 对于胡被迫辞去总书记后的工作表现，赵仍给予大胆的赞誉：“近两年来，他仍以很高的热情关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不辞劳苦，到基层调查研究，鼓励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形势和光明前途，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振奋精神，继续前进。”更为微妙的是，在悼词的最后，赵竟然说出了令人震惊的真相线索：“（胡耀邦）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正确的东西，敢于坚持”。而正确的东西涵盖是什么，随即又成了一个谜面！ 结语：他们人还在，“心不死” 道德抗议与政治推进固然重要，而为中国民主化存下鲜活历史的责任仍不可忽视。以我个人的视界而论：在原体制的理论方面有苏晓康等“学术巨头”健在，在道德批判方面有刘晓波如椽巨笔在挥动，在政治实践参与方面鲍老仍然健在。这些人，没有“死心”，仍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努力，借助这些资源载体建立有类“文革”、“反右”研究那样的“六•四”文献学研究体系，不仅有利于为后世作信史，更在于为中国民主化提供续航经力。 坦率地说，“六•四”文献学一旦建立，受益者不只是民间自由力量，中共当局本身也可以从中获益，一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说的中共出路的选择。 在更广义的角度讲，建立“六•四”文献学更是促成和解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亲历者的回顾与检视，将比后世史家的分析、推测更有佐证之功；后世治史者对亲历者的回顾与检视进行沙金之披，更能为建立新的中国道德历史观提供可靠的原料。
转自：民主中国 6/23/2008 |
“六四”文献学研究浅议——基于1987年“三个坚持”的视角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