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Box: 天安门母亲网站 > 评论与争鸣

天上人间的共鸣

 恭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陈奎德

 

 

一声长长的汽笛,从198964日凄厉地凌空而来。已哀鸣了十九年。 

那是几百上千亡灵未曾瞑目的亡灵夜夜哀泣,穿越时空的十九年。

与天上的笛声相呼应,在人间,一群白髪人,日日呐喊,向夜空回应,向亡灵呼唤,也已经十九年了。

这群白髪人,就是天安门母亲。而黑髪人,已在天上。十九年前,那些生气勃勃的黑髪人她们的儿女们,在暗夜的枪声中一个个倒下。一缕缕年轻的冤魂,从天安门广场四周冉冉上升,奔赴彼岸了。

从那天起,在精神的天空中,六四的汽笛凄厉长鸣。在血浸的大地上,为死者寻求正义为生者争取权利的声音涕泣回应天人间的共鸣、交流和感应,于十九年前开始。鉴于冤案未雪,亡灵未曾安息,白髪人与黑髪人之间,共鸣也就一直没有中断。 

今天,白髪人的哀乐,终于有了一份总谱。天人之间的思念、交流和共鸣,终于出现了一方固定的平台,无家可归的亡魂,终于有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十几年热泪涕零的等待和期盼,终于结出了果实。这就是天安门母亲网站

十九年了,魂兮归来,让那些亡魂不再无家可归飘零苍穹了吧!让他们到这里来小憩,接受母亲的抚慰,接受大地的祈祷吧。 

谨以此,恭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谨以此,祝福天安门母亲网站

 

(以下奉献给网站我为六四和天安门母亲写的五篇文章)

 

附旧文五篇:

 

六四:现代中国的十字架

 

陈奎德 

  

历史不是日历。

  

   在日历上,每个日子都无分轩轾,一律平等。然而历史不同,它有所偏爱,它往往青睐一些特殊的时日。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一些「大写的时日」。人类的命运起伏、歌哭生死,聚焦在这些特殊的时日上,从而赋予了它们以沉甸甸的分量。不能设想,如果没有了纪元前551(孔子诞生),没有了纪元1225(耶稣诞生),如果离开了1215615(英国国王被迫在大宪章上加盖国玺),离开了14921012(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离开了177674(美国独立宣言发布),离开了1789714(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离开了19111010(中国武昌起义),离开了191954(中国五四运动)......,人类历史将是何等平淡无光、苍白乏味!而正是由于这些时刻,人类才被一束束精神之光骤然照亮,历史才配称为历史,文明才配称为文明,人类才真正成为人类!

  

   198964日,就是这样一个永垂史册的「大写的日子」。 对中国,也对世界。

  

   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戏剧性地浓缩在天安门那几十天的时空中。那是一个悲怆的历史舞台:近代中国人的悲欢离合、光荣与梦想,生生不已,瞬间破灭,全都凝聚在了天安门的呐喊和六四枪声中。

  

   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巨变接踵而至: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共产主义失败,东西方冷战在主战场结束。从这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衡量六四,它已经在世界史上奠立了转折路标的地位。

  

   六四之后,在中国经济的市场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实际上也在被迫执行天安门亡灵的遗嘱。

  

   然而,在政治上,六四事件的历史裁决被强力封锁而迟迟未至。这也是中国权力垄断,腐败糜烂,鬼魅重重,外交困境,难于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所在,是中国真正复兴的基本障碍。

   正义是没有替代物的。「冤案不雪,国难未已」。

  

   又是蛇年了。上一个蛇年的六四之夜却恍如昨日,栩栩如生。一个生肖的循环逝去,当年在长安街枪声中呱呱坠地的婴儿,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中学生了。然而,十二年来,在权力的庙堂,「屠伯们逍遥复逍遥」;十二年来,在天安门上空,冤魂们飘荡复飘荡,怨目不瞑,英灵不散,迄今未能入土安息。人们不禁无语问天,这天底下究竟还有没有公义?

  

   上苍毕竟有眼,屠伯们的清梦也有时而断。在长安街的坦克与血泪的背后,正义在行动。那些导致六四惨案的「黑箱」文件,如今已大量流亡出境,凝结成了沉甸甸的书籍《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THE TIANANMEN PAPERS(天安门文件)》(英文版)风行于中国本土之外。一些与六四事件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们,借《中国「六四」真相》于2001415日发行之机,聚会纽约,回首当日风雨,评说千秋功罪,于是有了我们眼前这本书。

  

   我们曾有过六四学生骨干们的回忆文献,有过知识分子六四行迹的回忆文献,还有过工运领袖的六四回忆文献,如今,锁在「黑箱」里的中共当局在六四前后的官方文献,也大部曝光了。这样,六四事件的基本图像就有了一个大体平衡的轮廓。虽然还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填补修正,无数的说词有待反复验证,但是,框架已经成形,概貌已经浮现,这是可以告慰六四亡灵、告慰天安门母亲们、也告慰全体国人的。

  

   历史的审判是无法逃避的。在最后审判之日,这些文献将化为起诉书,起诉六四血案的主要责任者及其协同者,清偿他们应付的代价。从而讨回历史的正义,医疗民族的创伤,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创建一个文明宽容的宪政民主体制,实现中国的真正复兴。

  

   天下没有白流的鲜血。从较长的历史时段考量,不容否认,六四已经进入了我们民族的深层记忆之中。它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六四,作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命运及价值取向的象征符号,已经永恒地篆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

  

   自从六四那天的枪声响过之后,中国就不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了。我们都是六四之子。中国人都是六四之子。在某种意义上,六四将为这个正在溃烂的民族之精神输入道德感,输入宗教感,输入神圣性的资源。

  

   人们常有天问:在这个人欲横流激烈竞争的现代世界上,曾经延续了五千年中国古文明,危如累卵,如何才能得到救赎?答案是:把六四镶嵌进了中华的灵魂之中,烙刻在神州大地的躯体上。中国复兴的精神资源,理当反求诸己,不假外求。它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心中。要想中华文明的精神获得拯救,无须八方寻觅,「上穷碧落下黄泉」;只需从当下做起,从恢复六四的记忆做起,从凭吊六四亡灵做起,从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国的十字架,是国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悬在国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时,才是中国逃过大劫,获得救赎的最后机会。

  

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陈奎德 

 

 

   若干年之后,让我们设想,当历史的审判终于降临,中国的六四血案终于昭雪,正义终于获得伸张,长安街的冤魂终于含笑瞑目于九泉,四海之内普天同庆之时,人们或许会问,在那些血雨腥风鸦雀无声的黑暗岁月里,在尘世间,谁是死不瞑目的、在天安门上空飘荡的冤魂的主要人间代言人?是谁在为那些亡灵夜夜祈祷,日日招魂?英灵们的遗恨遗愿,主要是通过谁的口中吐出的?  

   是她们,是那些亡灵的母亲们,是天安门母亲们。  

   一百多颗破碎的母亲的心,化成了人间血红的正义之旗,在血雨腥风中飞扬。它成了中国人良知的标杆,人类良知的标杆。  

   作为一群普通的母亲,她们本应享有人皆应有的天伦之乐;作为丧失子女的人母,她们本应赋有公开祭奠公开示痛哀悼子女的权利;作为死难者家属,她们当然有追索死亡真相查明罪责归属的责任,更有起诉杀人者的权利;作为孤苦伶仃的老年难属,她们无疑有获得国际国内人道援助的权利。  

   但是,所有她们应有的这一切,统统都被剥夺了,被残酷地剥夺了!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怎样一个丧尽天良的政府!  

   但是,她们没有气馁,没有绝望,没有退却。她们把对自己孩子的爱,扩展为对所有天安门孩子的爱,扩展为对所有天安门英灵的爱。面对无所不在铺天盖地的恐怖和恫吓,毅然摆脱了恐惧,她们在枪声余音犹存的夜晚,在孩子们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呕心沥血,记录罪行,见证死亡。在泪眼模糊之下,在老泪纵横之中,颤抖地写下了一个个带血的名字,记录下了一个个曾经欢蹦乱跳的灵魂。一天复一天,一月复一月, 一年复一年....。就像被害的犹太人幸存者一样,不屈不挠,矢志一生,去追寻正义。况且,她们所处的环境不知比那些犹太人险恶多少倍!这是怎样的母爱,这是怎样的精神,这是怎样的勇气!  

   值此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的时刻,在这人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大陆,天安门母亲的行动,在重重地敲击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灵魂,迫使我们回首,迫使我们反省,迫使我们忏悔。  

   她们的行动,对讨回历史的正义,医疗民族的创伤,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创建一个文明宽容的宪政民主体制,对于世界的和平,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天安门母亲,作为人类正义、和平的勇敢守望者,作为永垂青史的划时代事件及人类苦难的见证人,作为人道与博爱的象征,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无他,因为她们所做的一切,真切地呼应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基本宗旨。 

 

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陈奎德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个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机场的汽车内,绕过重重叠叠的路障,目睹满街疮痍,遍地狼籍。由于交通瘫痪,路上居然屡屡见有骑自行车并扛车跨路障的去机场的旅客。我的车左奔右突,总算抵达了虹桥机场,登上去美国访学的飞机。从机窗回望家园,耳边似乎还在回响着这50天来亢奋的呐喊声和昨晚香港电视录像上的子弹爆裂声。反观机舱之内,乘客寥寥无几,神情萧索木然,互不交谈。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的诡异氛围下,我匆匆离开了那弥漫着狼烟的故国。 

   六月七日,两天之后,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接到北京三个衙门(国家教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下达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国。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刚刚离国两天,难以返校恭敬从命了。 

   原本我的访学计划仅是半年。但是,归途已断......。 

   自那时至今,十七年了。没有料到,我再也没有踏上返乡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 

   回望前尘。六四前,从1987年末到1989年,我从复旦大学应邀去华化创办并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所,兼主编《思想家》杂志。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举办《思想家》杂志创刊座谈会,因国安骚扰破坏,酿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次半座谈半流产的会议上,戴晴、苏炜等拉上我,征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识界签名上书活动,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学者的联署活动。同时,戴晴也把她千辛万苦印成的关于反对三峡建坝的书连同我们的《思想家》创刊号一同派发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学运轰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两位研究人员驻扎北京,就地观察,随时联络。同时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内,连同几位学界同仁,四处张罗,征集签名,同时支持北京与上海的年轻学生们与当局的对话诉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30日应波士顿学院之邀赴美访问的计划,因学运之故,也因一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团五月份要来文化所访问之故,推迟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会我家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长陈敏恒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热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电视节目转录下来的录像带,播放出来,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战军屠城影像!枪声响处,血流漂杵  

   六四,作为一个蓦然的转折点,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自六月五日飞离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变接踵而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应《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痛陈六四惨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应刚逃离虎口的严家祺、吾尔开希等人之邀,我们前往巴黎参加为期一周的海外学人共商中国国是会议,见识了法国人当年的罗曼蒂克。他们拒绝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国国庆观礼,而把我们这批流亡者请上了贵宾席。最令人涕泪难禁者,是典礼的第一方阵队伍竟是由中国人组成,他们簇拥着三个巨大的中国鼓,上面赫然大书六个汉字:自由 平等 博爱..。全场起立,掌声、泣声交混回响,久久难息..(当年那些热血法国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参加《中国学社》研究项目,主笔《民主中国》杂志。 

   1996年底,应邀主持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至今。 

   2002年初,参与筹办中国信息中心,主编《观察》网刊至今。 

   ............ 

   罪种种,我遂成了故国的不可接触者,被拒之于国门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我曾经千百次地想象过有朝一日归国时的情景心境,总是不得要领,难以拼出一幅具体的图像。但是不期然的,脑海中却突然冒出刘禹锡那首略蕴沧桑的七绝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物异人非,不复当年。昔日友朋,有弹冠相庆者,有门生遍天下者,有坐拥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运,各得其所,我无意也无权去物议臧否。只是,当有人问我,你不悔吗?我很诧异发现自己情绪竟是波澜不兴,心境很淡地回了两个字:绝不。 

   遗憾自然是有的,并且很深,不足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双亲在这段时间相继离世,不孝子我未能奔丧万里,扶棺哭灵,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双亲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饭,侍奉汤药。这是我身为人子最难释怀之处。然两老深明大义,多次捎来信息严厉阻我探视之妄念。彼情彼言,没齿难忘。我只能叩首东拜,接领教诲,涕泪交流。 

  我自然明白询问者之好意,因为的确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选择不划算。意谓你本有一个相当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过于执拗,就将如何如何,云云 。 

   我自问并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烟火。既生为常人,七情六欲自然难于超脱,亲情乡情亦时时萦绕于怀。然而,没有办法的是,有些人伦的底线是绝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骗自己。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野战军在大街上滥杀无辜,还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举手拥护;或者制造一套理论说辞来安顿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换取灵魂的片刻安宁。 

   我更加无法割舍的,是灵魂的真正宁静,是心灵无尘无埃无愧的坦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良知与自由。 

   我无法长久维系一个分裂的人格,时时活在一幅面具背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无法长久地被框定于钦定的语言和语法内,用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装腔作势的学术论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论专著,成为人见人爱,但却不知所云的学术权威和青年导师,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垃圾。 

   我更无法忍受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袭人耳目的谎言宣传,那类小儿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铺天盖地而来,日日轰炸,使你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那是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双重侮辱。 

   ............ 

   简言之,在我心中,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论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审判。1989 仍旧是活着的现实。 

   质言之,只要六四事件还未获得公正审判,只要正义未张,一党垄断未亡,我对那片纸醉金迷的人间乐土就了无兴致。那不是我的故乡。 

   据说,北京当局最近非常关心国人道德,欲在中国推行正确的荣辱观,倡导八荣八耻。我只能直捷地说,免了吧,何须用如此复杂繁琐难于记忆的字句。什么是耻?六四,就是最大的耻,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灵就是中国之荣。你们有了这一荣辱观,就一通百通了。 

   中国老话云:知耻近乎勇。特此郑重录下,并转赠中南海诸公。 

 

 

把杀人看作杀人 六四十六周年祭

 

陈奎德 

 

 

   对殉难者的第二次谋杀。 

   已经十六年了。六四的亡灵在天安门上空仍然没有瞑目。我们这些未亡者,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正如陶渊明诗所说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十六年来,天安门母亲们,声音嘶哑,泪水干枯,但是,屠伯们歌舞升平,逍遥复逍遥。拿钢刀的拿软刀的,正在保先保持他们锋利刀刃的先进性呢。人们好奇的是,这个先,如何保? 

   我今天着重谈拿软刀的。 

   与历史上所有的惨案责任者一样,六四之后,当局把惨案锁进黑箱,层层加锁,成为禁忌。同时,对年轻一代实施精心制作的一整套遗忘政策,企图把这件事在人类记忆中消除痕迹,彻底抹掉,似乎从未存在过一样。这正是奥威尔在《1984年》中描写的真理部所做工作的完整翻版。 

   但是,最近几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当局似乎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扩展,财大气粗了,于是,开始试探着公开为屠城辩护了。前几年,其主要辩护论调为:六四镇压,导致了社会稳定,从而实现了经济成长。最近,人们注意到一种新的论调,它精心选择了两桩事件作为对比,把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洋政府的举措来和1989年六四事件时中共当局的举措作了优劣比较,从而制造出一个决定论的历史图景,以此来贬低前者,褒扬后者,为屠城辩护。 

   第一种所谓镇压导致经济增长的论调,已经有不少人直斥其荒诞。事实上,六四屠城后,19891992年,中共重新强化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全面倒退,国内外贸易萎缩,经济一片死气沉沉。那才是镇压的直接后果。六四之后近三年,在那种全面停滞情势下,在经改将死的前景笼罩下,为挽救自己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才被迫实施南巡,重新强化已被镇压下去的经济改革,重新走上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淡化经改的意识形态争论,鼓起第二波经改风潮。这就是表明,在极权国家,往往是,民间的抗议和独立诉求被镇压下去,当时的政治态势更加两极化,政治走向僵局。然而,民间诉求的一部分并未死亡,通过一段历史时期后,它将借助各种形式复活,对修改政策取向产生滞后效应。简言之,在中国经济的市场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实际上也在被迫执行天安门亡灵的遗嘱。这一点,前人之述多矣,这里不再仔细梳理。 

   第二种以历史对比所作的辩护是新出的,笔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 

   如果没有191954日那天的学生闹事,或者只有五四事件而没有后来的政府屈服,也就是说没有演化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能走多远?革命党能成多大气候?

     当时在邓小平的头脑中到底浮现了一些什么,已经无法考证了。可历史这个魔术师永远让人震惊,正是191964日这一天上海和天津两地商人宣布罢市最终导致了北洋政府将军队撤出并停止拘捕学生,正是191964日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大逆转。1989年的63日晚,邓小平决定不惜一切开枪镇压

   全中国一阵剧痛,但终于避免了一次恶性循环般的历史重演。

   邓小平再当一次杀人犯,但终于避免了毛泽东二世的提前复活。(见《多维网》,文扬:五四之痒和六四之痛) 

   文章重新涂抹制作了一幅历史演变图景,似乎中国近百年来的激进主义灾难应当全部归结于北洋政府当年向罢市的市民和示威的学生的妥协让步,居然说北洋政府的屈服造成中国的政治乱局。似乎没有这一让步,似乎只要北洋政府像邓小平一样大开杀戒,共产国际就不会染指中国了,中共就不会成立了,日本军阀就不会侵略中国了,毛泽东就不会祸害中华了.......。这真是一幅耸人听闻的历史漫画。

   这里的第一要害是文章的历史决定论,第二要害是彻底反人道的功利主义。 

   关于文章中所蕴含的历史决定性演化的逻辑链条,其中没有哪一条经得起推敲,没有哪一个环节的演变是命定的必然的。倘若我们也来历史假设,人们何尝不可以说,倘若北洋政府像邓小平一样大开杀戒,将激起民间与当局的更大的仇恨和更激烈的对抗,共产国际将趁势更快介入中国内乱,加上日本入侵,中国将更快卷入共产主义的旋涡之中......,如此等等。 

   而事实上,我们若取另外一桩(戊戌)事件与六四作比较,就可看得更清楚了。在戊戌事变中,慈禧与邓小平一样当了杀人犯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她对维新派一样施行了残酷镇压,她对光绪像邓对赵紫阳一样进行了软禁。但这一铁血手段是否避免了更激进的孙文革命党的烈火熊熊燃烧呢?众所周知,历史无情嘲弄了这种杀人灭火的决定论逻辑。 

   在六四亡魂冤案未雪的情势下,上述两桩为屠杀脱罪的辩词,是对殉难者的第二次谋杀。 

韩国光州事件的启示 

   其实,与六四事件更切近更具可比性的,是邻居韩国的光州事件。 

   19804月中旬,韩国爆发了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焕军政府公布了戒严令,民众要求撤销戒严令和全斗焕下台。515日,约10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向军政府示威。516日光州也有3万名学生与市民示威。517日,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进一步扩大戒严范围至全国,并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运动领袖和学生。

   

   1980518日凌晨,全斗焕调数万军队组成戒严军分6路包围了韩国光州市,当日上午10点,在光州民主运动大本营的全罗南道国立大学,戒严军与学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军队打死学生数人,逮捕多人。激进的光州学生和市民奋起抗争,到光州火车站、高速巴士总站等地阻拦戒严军进城。军队向人群开火。520日晚,20万人在光州的道厅集会、示威。市民组织200多辆出租车、公交车突破戒严军封锁线到道厅助威。戒严军切断光州与外界的联系,21日凌晨向示威人群开火,造成54人死亡。21日,多达30万人来到道厅、广场及周围挤得水泄不通。一个青年站在戒严军的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市民围在一起高唱国歌,军队射杀了这位热血青年。

   

   愤怒的市民成立民众抗争本部,进行长达一周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抗活动: 组织市民军,与戒严军武装对抗。从警察局和军队那里抢夺了部分武器,与军队开展了街垒战,占领了道厅。迫使戒严军一度撤回到郊外。该组织并突破军政府新闻封锁,向全国说明光州事件真相。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体不仅不客观报道事件的进展,还歪曲事实。市民纵火焚烧几家电台和报社,并自己编发了民主市民会报,向全国发布光州抗争消息,如实地揭露戒严军的暴行。

   

   但是,对抗一周多之后,五月27日,数千名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市区,尽管有市民卧路阻挡,但坦克仍然肆无忌惮地压过他们的身体入城。戒严军占领了道厅,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撤出道厅主楼的20多名学生和市民。光州518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

   

   据官方报道,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人重伤,730人轻伤。

   

   光州518事件平息后,全斗焕政府在全国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白色恐怖笼罩着韩国。528日在逮捕了几千名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1980年~1983年,有700多名新闻工作者因要求新闻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年~1986年,每年都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因政治诉求被开除。

   

    518运动被镇压后,政府的高压,新闻媒体沉默。政府在提到这个事件时,被轻描淡称为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乱。

   

   不久之后,韩国争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权,大大推进了民主化进程。这时,反对党的改宪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1987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韩国军政府在内外压力下,也为了对国际社会改变政治形象,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终结。

   

   全斗焕下台。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国会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死难者家属获得赔偿金。 

   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被法庭公审,以内乱罪被判处重刑。 

   总起来看,应当说,中国天安门的学生与市民比光州学生市民温和文雅多了。光州市民进行了武装反抗,并焚烧了政府控制的几家电台和报社,而北京市民则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有意味的是,在韩国,并没有因为为光州事件的昭雪正名而走向激进主义泛滥成灾,没有发生文扬文章所预期的各地乱党揭竿而起的局面。同时,也没有因大屠杀之后一段时间内社会表面稳定,经济有所发展而放弃对负有镇压责任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的审判,尽管人们承认他们在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是有功劳的。 

   在绝对的律令下,任何政绩都不可能抵消杀人罪。正义是没有替代物的。 

   回到基本常识:把罪恶看作罪恶 

   所有为屠杀辩护的论调,其核心,说到底,无非是宣称,我们是为了其他人的长远利益而牺牲你们的。 

   前面的论述已经很清楚,历史决定论是虚妄的。牺牲当下人们的生命,并不确定是否能赢得其他人的长远利益。 

   更根本的是,谁有权利以下一代人追求富裕的名义、以未来的长远利益名义,或以任何其他人的名义,来屠杀当下活生生的国民?谁授权给你了?通过何种程序授权给你了?你从哪里获得代表未来人或整体国民的权利? 

   更深一层考察,难道未来的人不是与我们当前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吗?何以为了他们的福祉就要夺取我们的生命?他们高人一等? 

   因此,历史,不可能作为杀人的遮羞布。未来,不可能把当前的杀人合理化。 

   没有任何论述能够为野战军上街屠杀徒手平民作辩护。无论通过何种精心制作的话语体系,杀人也不会变成温柔的抚摸。无论运用如何精巧的理论包装,罪行也不会变成历史的功勋。 

   让我们回到常识:把杀人如实地看作杀人。把罪恶如实地看作罪恶。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恶性循环般的历史重演。 

   让我们把常识深植心中,祭奠天安门的亡灵。 

 

六四薪火关于六四与中国新生代

 

陈奎德 

 

 

一 ,薪火已断?

  

   今天是六四事件十五周年。

  

   有报道说:对于15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六四事件,当今北京大学生知之甚少,也不欲闻问,冷漠淡然。 

  

   这使我想起大约八十年前,当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过去几年后,中国文坛人事已非,街市依旧,世态冷落寂寥。当年面对彼情彼景,鲁迅曾有小诗一首,曰: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寥落之情,溢于其间。照当时的态势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已成过眼云烟,即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日益成熟的多数人们,已经痛自懊恼,对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冲动深感脸红,各自忙于赚钱谋生去也。国家事,管他娘。

  

   这颇有点像如今六四所受到的待遇。

  

   事实上,从表象看,当今的六四比当年五四在中国更受冷落。因为当年北京政府并未实施一言堂式的言论管制,并未封杀有关五四的言论。而如今的北京政府却视六四二字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并且,对年轻一代精心制作了一整套系统的遗忘政策,实行空前严厉的信息监管,竭力抹去历史印痕。实在无法抹去之处,则用谎言取代真相。全部目标仅在一点:清洗新新人类的头脑,造就一代代六四事件的绝缘体。从此六四不复存在于历史上也。

  

   毋庸讳言,北京这一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

  

  于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六四的薪火是否已经中断?六四传人是否已经死绝?

  

二,六四之子

  

   不!在这片浸满血泪的古老大地上,有年轻的声音破空而出:

  

   在我们心中,她们(天安门母亲)不仅是死难者的母亲。她们也是天安门前整整一代人的母亲,是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母亲。是这个在政治罪孽中沉沦的民族的母亲。我们愿意在此庄重的宣称我们是每一位天安门母亲的儿子。我们为自己曾经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们愿以眼泪、笔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议这个政府对每一位母亲的摧残。这是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知识者王怡和余杰的庄严声明。

  

   无论是解放还是自救,我们呼吁必须从那个早晨重新开始,返回六四应该成为中国公共政治真正的起点。..十五年如一日。我们,八九一代人,亲历了死亡,选择了死亡。生存还是死亡,仍然是一个问题。值此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联署上述声明,或为解放宣言和自救宣言。这是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强等一批参与运动的八九一代人的宣言。

  

  

   事实上,十五年来,正义之声从未绝灭:一系列有关六四的文件,流亡出境,汇聚成书。一声声对六四罪行的声讨,血泪交织,不绝于缕。一个个天安门亡魂的母亲们,在她们的孩子溅血的大地上,顶着高压,挺立起来,勘查真相,起诉罪孽,讨还正义。曾用真话在萨斯危机中拯救了千千万万生命的蒋彦永大夫,不久前, 冒死犯难,再站出来,为六四正名,为历史留真相,为亡灵讨公道。更加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六四和后六四世代的年轻学人挺直腰板,戒绝恐惧,愤而发声,傲然以六四之子自况,以天安门母亲之子自称。他们坦然承认,六四,在他们个人的精神成长史上,占有极其关键极其崇高的地位。

 

   或许,在中国,六四之子并不多,但是诉诸历史,精神传承者的数量从来寥落,人数不足为虑。一与零的差异,十亿与零的差异,二者在精神传承史的意义上,本质上是相同的。一旦精神价值公开传布,它将以其内在的精神魅力普照四方,认同和追随者将八面来朝,络绎于途。

  

   如前所述,五四之后几年精神世界的寂寞曾令人心灰意懒。当时仍以五四传人自命的,寥寥几人而已。然而,正如以后人们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这个符号,在二十世纪中国愈来愈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从长程的历史眼光看,无论是好是坏,二十世纪与中国国运息息相关的三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滥觞于五四。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切重大变动,冥冥之中都与它隐隐牵连;中国的各党各派,多以它的继承人自居;人们唯恐与它沾不上边。而五四的历史记忆,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各种论述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各说各话,众声喧哗」。 唯其因为如此,五四已成经典,紧紧黏附在中国历史上了。

  

   诚然,与五四不同,六四,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在今天的中国,尚未登堂入室,远远未成正统。不唯如此,多数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正如前面提及的,已有年长者与年轻者,傲然以其守护者和传人自诩。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不仅是自由派的知识者如此,也有其他派别的知识者,如新左翼(或其自称的自由左翼)的汪晖先生,在一篇长文中,也把八九运动注册为左派的商标,把它纳入左派的话语系统。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一个现象。它恐怕是一个小小的端倪,预示着无论当局愿意不愿意,无论当局用多少努力来封锁,六四,不可抗拒地,势将作为现代中国的一项公共精神遗产,而进入中国绵长的历史。

  

   我斗胆敢以此预言六四的命运。

  

   笔者过去曾对六四有过基本评估,至今未变,愿录于此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

  

   要想中华文明的精神获得拯救,无须八方寻觅,「上穷碧落下黄泉」;只需从当下做起,从恢复六四的记忆做起,从凭吊六四亡灵做起,从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国的十字架,是国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悬在国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时,才是中国逃过大劫,获得救赎的最后机会。

  

   地火终究要冲出火山口,汪洋恣肆,重铸大地的景观。初,是正义降临的审判。后,是全民和解的飨筵。

  

   十五年了。钟声响了。那最后的时刻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