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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

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余杰

 

那些房子倒塌了,那些孩子被埋葬了。

那些亮晶晶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那些刚打开的课本再也合不上了。

那些官员来了又走了,他们步履匆匆,身后跟着一长队的生怕错过了一个精彩镜头的记者们。

那些记者最善于将悲剧转化为喜剧,他们说这是一场大戏,他们开始炮制英雄谱和排行榜了。

死神像穿着黑衣的秃鹰一样从空中俯冲下来,母亲如鸽子一样展开着洁白的翅膀,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在沙土与砖头的缝隙里,孩子们的尸体腐烂了,被青藤缠绕,被蚂蚁爬过,化作泥土,化作灰尘。

母亲们的眼眶里早已没有一滴眼泪,她们怀抱着孩子们的遗照在衙门前头静坐。黑框的照片上,定格着一朵朵天真烂漫的的笑容。

这些花朵,再也不能在下一个春天里绽放。

 

有人说,地震是天灾,死亡谁都避免不了。母亲们却发现,孩子们的死亡固然缘于天灾,更缘于人祸。为什么轰然倒塌的,偏偏都是学校的校舍呢?为什么校舍的废墟中,找不到几根合格的钢筋?为什么遇难者当中,孩子的数量比官僚多几百倍?在已知的九万名左右的死难者和失踪者之中,孩子的数量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死难的。

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倒塌了。有的学校倒塌了,有的学校却没有倒塌一些由香港慈善机构监督建造的学校,至今屹立不倒。香港媒体报道,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南部资助监督建造了六十一所学校,其中有六所位于震央附近,它们没有倒塌,也没出现伤亡。该机构义务总干事梁建华在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表示,这六所学校包括三所正在建设当中的和三所已经建好可以使用的。他说,其中有一所比较靠经这次的重灾区汶川,地震之后该学校只出现了一些裂缝。

谈到为什么苗圃行动资助的学校没有倒塌,而绝大部分中国内地建造的学校却被夷为平地,梁建华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以后要继续帮助内地办学,有些话是不能说的,这位好心的香港人已然明了内地的若干潜规则。梁建华指出,苗圃行动资助的学校大部分是在二零零零年以后建造的,在出钱建造学校时,要求由县一级以上的设计院设计学校,建筑蓝图再交由香港认可的工程师检验。在学校建好之后,还需要当地县一级的部门以及香港派去的义工一起进行验收。这些程序基本杜绝了偷工减料和腐败的滋生。

香港人一手经办的建筑没有倒塌,不是香港人比我们更有钱。实际上,那些香港人资助的学校的平均建筑费用,比其他学校的建筑费用更低。修建时间也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中国建设部早在一九七八年就颁布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其中明确规定: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估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此次倒塌的校舍基本上都是在此规定颁布之后修建的。据悉,在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中,北川、汶川、绵竹、茂县和都江堰属于七度设防,九寨沟、平武、松潘和文县属于八度设防。这些地方的校舍,原本不该倒塌。

 

然而,原本只是人们善良的愿望。不该倒的房子倒了,不该死的孩子死了,这是血的事实。中国两家大媒体的记者在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用了这样一句话,令人永生难忘:在许多村镇里,学校房子倒塌压死了那么多孩子,意味着这里丧失了差不多整整的一代人!

那么多孩子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么多的家庭从此残缺不全。面对铺天盖地的哀恸,我无话可说。忽然之间,盲人歌手周云蓬吟唱的《中国孩子》在我耳边响起,我的心灵被一种巨大的悲怆所击中,像要窒息一般,半天喘不过气来。那歌词堪称当代最有力量的汉语,那歌词让所有的锦绣文章都黯然失色: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中讲述的全都是真实的事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一座礼堂发生大火,主持人让领导先走,造成二百八十八名学生被活活烧死,事后新疆的封疆大吏依然稳坐宝座;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东北沙兰镇爆发洪水,由于领导的渎职,活活淹死学生八十八人,无人为之负责;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母亲关在家中,母亲是吸毒女,外出觅食,被警察羁留,她向警察哭诉,家中有三岁小女无人照料,警察却置之不理,小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而河南农民为摆脱贫困被迫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殃及孩童,有的家庭全家死绝;山西矿难频频发生,矿工死伤惨重,矿主封锁消息,抛尸远方,老家的孩子望眼欲穿,却等不到父亲的回家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

当山西省洪洞县的黑窑童奴事件发生的时候,这首歌曲在网络上广为传播。黑窑奴隶童工事件,当然不是中国孩子的悲惨遭遇的空前绝后的顶峰。果然,此次汶川大地震,孩子们的命运更加凄惨。周云蓬应该在这首歌的末尾增添一句:不要做四川人的孩子,他们被豆腐渣工程埋葬

古人说过,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是的,孩子们全都死于谋杀。杀害这些孩子的,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官僚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更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学者丁学良用三个范畴来概括之:贫困、失职、腐败。他指出:第一项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来补救,后两项必须经过法律来追究惩处。几千个孩子的生命,如果不能换来监督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显著的、实质性的进步,那我们还要付出什么样的更高学费?

也许,我们还会付出更高的学费。

 

至今没有一个人出面承担责任,至今没有人一个人公开地忏悔和认罪。没有一个官僚,没有一个商人。没有一个在学校建筑的验收报告上签过字的人,感到恐惧战兢并去投案自首。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员们的神情一个比一个庄严,官员们的措辞一个比一个巧妙。可能、也许、不排除这些模棱两可的词语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巧舌如簧的官员们都可以改行去当作家了,他们都是遣词造句的高手,经常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他们永远都不会犯错误。

这样的党国,这样的政府,不值得我们卑躬屈膝地感谢。他们已经做的,比他们应当做的少得多。建设部和教育部的部长们、厅长们、局长们,依然像豺狼一样盘踞在各自的太师椅上。是的,别人的孩子和别人的母亲,不会让他们心痛。陌生人的生命,怎么比可能撬动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乌纱帽呢?

同样无耻的是中国的媒体。在那些媒体上面,巨大的灾难正在变成更巨大的荣耀,地震居然成了刺激民族精神的兴奋剂。总理视察灾区的时候,在一所临时的课堂上题为孩子们写了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多难固然可以兴邦,但其前提是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深切的反省。

那么,我们有没有反省呢?

至少我还没有看到一丝的反省。

不把无耻当无耻,这是无耻的极致。

麻木,是第二次谋杀的凶手。愤青们所关心的是名人捐款的排行榜,他们站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评说谁捐得多,谁捐得少,这是一场多么好玩的游戏啊!母亲们却被彻底地忘却了,还有她们死去的孩子。

这不是一个关爱孩子和母亲的国度,这样的国度教你如何去爱?

 

周云蓬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我却说,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这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言论。但是,如果爱国爱到了母亲必须失去孩子,孩子必须离开母亲的地步,这样的爱谁能承受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母亲比孩子更加可怜。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一声,便告别了这个他们爱恨交加的世界,在天国里,他们都将穿着圣洁的白袍,与天使一起歌唱与赞美;母亲们幸存下来,却不得不忍受一辈子的无休无止的煎熬,因为记忆是无法消除的,对孩子的记忆是她们痛苦的源泉。

那么多的孩子死去了。中国的孩子,死于灾害,死于冷漠,死于麻木,死于愚蠢,死于杀戮;中国的母亲,在失去孩子之后,还得忍受谎言、忍受欺骗,忍受羞辱,这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呢?

母亲们没有沉默至死。如果说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唯有恐惧和悲伤;那么,向死亡发出追问的时候,母亲们已经获得了钢铁般的勇气与意志。她们开口,对着旷野,对着墓地,对着更多的母亲。

母亲,母亲,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你们可有话要说?既然中国没有一家的媒体允许你们倾诉,那么,有多少双耳朵可以倾听到你们的心声?

大地震中死难者的母亲们,开始了她们的漫漫的上访路。绵竹市委书记试图通过下跪来阻止她们,将火包在纸当中。这是官僚们罕有地向老百姓示弱的时刻。但母亲们依然义无反顾地上路了。这些平凡的母亲,这些年轻的母亲,与那些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十九年前的悲剧与十九年后的悲剧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没有十九年前的杀戮,哪会有十九年后的麻木?倘若十九年的孩子实现了他们的理想,那么十九年后的孩子就不会被黑夜吞噬,而必将沐浴着阳光在大地上奔跑。

 

苏东坡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然而,阴阳相隔,母亲和孩子再也不能共享一轮明月了,再也不能共享一个月饼了。

十九年,是一段多长的时间呢?当我还是一名刚刚十六岁的少年的时候,根本无力测量它的长度,因为它长过我自己的年岁。

十九年,是一段多长的时间呢?当我终于成为一名三十五岁的成人的时候,伸开两边的胳膊去,却拥抱不住这段流逝的光阴。

是的,十九年的时间如同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它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漫长。

在教会的一次洗礼上,一位即将受洗的高大英俊的大男孩告诉我说,他今年十九岁了,他的生日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此时此刻,在烛光和阳光的交错之中,我突然不知今夕是何年。

十九年前出生的孩子,已经比我高出一个头。那个孩子健康、爽朗、虎虎生气,锦绣的未来必然属于他。那么,十九年前死去的孩子呢?那些在街头巷尾走失的孩子呢?那些躺在血泊之中的孩子呢?

先知耶利米的哀歌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成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人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和华啊,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

那一天,多少孩子死去;那一天,多少孩子出生。死亡固然无情,生命还得延续下去。意大利女作家法拉奇在《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中写道:我感到我就是生命。有一盏灯在亮着。我听见有声音在响起。有人在跑动,绝望地哭泣着。然而,另外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还有成千上万未来孩子的母亲正在呱呱坠地:生命并不止于你或我。你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可这已无关紧要。因为生命并没有死去,它存在,生命存在着。她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便死去了,别的母亲的孩子,天安门母亲的孩子,汶川母亲的孩子,是正在茁壮成长的时候才死去的,哪一种悲伤更加悲伤呢?

哪一种悲伤都无法用秤来称出重量。

 

母亲之怒,惊天地,泣鬼神。

当我成了父亲,我的妻子成为母亲之后,当孩子在我的怀抱中微笑并哭泣的时候,我对生命有了崭新的体认。我意识到,母亲和孩子是值得敬畏的,母亲和孩子是被上帝所祝福的。

那么,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呢?十九年前的母亲和十九年后的母亲,同样是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的孩子都死于谋杀,她们不能让谋杀肆无忌惮地持续下去了。于是,母亲们便站成了公义的冠冕,行走在一条风雨交加的义路上。

孩子们为何而死?母亲们的使命便是寻找到最后的说法。母亲,是那么羸弱,是那么瘦小;母亲,个个都手无缚鸡之力,手中除了孩子的照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然而,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每一个母亲都变成了强权眼中的一根拔不去的刺。

学者丁学良建议说,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他深情地呼吁说: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按照中国特色,这样的纪念碑的建造,必将是遥遥无期。然而,即便没有一座石头的纪念碑,我们的母亲们,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所有失去孩子的母亲,所有被当作奴隶的母亲,所有遭到强权的凌辱与蔑视的母亲,她们本身便站成了一座纪念碑。

让我们与母亲们站在一起。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汶川地震之后半个月,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祭日之前一星期,我的孩子刚满两个月

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