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Box: 天安门母亲网站 > 呼吁与表达

19896月发生在中国北京的那场劫难中,无数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还留下了一大批无辜的伤残者。五年来,这些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承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任何关心和帮助,而且时时处于当局有关部门(如各单位治保会、街道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们尚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一长,也就渐渐淡漠了。如今,他们已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

我们对这个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是在89年六四后不久开始的,起初只是少数死难者家属的自然联系,1991年丁子霖女士(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的六四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自此,由丁子霖女士出面,联络其他死难者亲属和好心的朋友,加紧了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93年丁子霖女士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虽因受阻未能成行,但通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了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处境,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并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之后,更广泛地开展了对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人道救助机构的响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争取到海外有关机构和人士的一些捐助,但所得金额有限,难以解决受难者的实际困难,如孤寡老人的生活、医疗费,幼小遗孤的抚养、教育费以及重残者的治疗费,等等。加上目前中国物价飞涨,一般人都感到生活艰难,何况失去了亲人的受难者家属和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者。

据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外国朋友,基于人类同情和人道感情,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

下面对已寻访到的六四受难者群体的情况作一概要的介绍: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寻访到并取得联系的死难者家属共约60多家,伤残者(仅限于留有后遗症者)40多人,两类相加约100多家。目前寻访工作仍在进行,线索不断扩大,有一批个案正逐步落实,预计需要救助的人数会愈来愈多。

()60多家遇难者家属中,独生子女遇难且留有孤寡病困老人者27;留有遗孀遗孤者16户其中有三户遗孤是孪生子女,另有三户还有病困老人,有一户是特别困难户。

()在伤残者40多人中,留有严重后遗症者25,其中7人已基本丧失劳动或工作能力,5人至今仍在治疗中。

()除上述需要重点救助者外,其他受难者也需要有经济上的帮助。

我们认为,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都只是属于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只能通过个人联系救援事宜,暂时可由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力求减少中间环节,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者及其家属。

丁子霖 1994.1.21

 

 

 

关于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

 

19896月发生在中国北京的那场劫难中,无数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还留下了一大批无辜的伤残者。五年来,这些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承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任何关心和帮助,而且时时处于当局有关部门(如各单位治保会、街道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们尚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一长,也就渐渐淡漠了。如今,他们已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

我们对这个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是在89年六四后不久开始的,起初只是少数死难者家属的自然联系,1991年丁子霖女士(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的六四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自此,由丁子霖女士出面,联络其他死难者亲属和好心的朋友,加紧了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93年丁子霖女士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虽因受阻未能成行,但通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了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处境,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并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之后,更广泛地开展了对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人道救助机构的响应。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魏京生先生十分关心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境况,93年秋出狱不久即找到丁子霖女士,表示对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慰问和真诚关心,热情支持对这个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多次通过海外媒体向国际社会呼吁,并与海外人权、人道组织协商救助事宜。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争取到海外有关机构和人士的一些捐助,但所得金额有限,难以解决受难者的实际困难,如孤寡老人的生活、医疗费,幼小遗孤的抚养、教育费以及重残者的治疗费,等等。加上目前中国物价飞涨,一般人都感到生活艰难,何况失去了亲人的受难者家属和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者。

据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外国朋友,基于人类同情和人道感情,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

下面对已寻访到的六四受难者群体的情况作一概要的介绍: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寻访到并取得联系的死难者家属共约60多家,伤残者(仅限于留有后遗症者)40多人,两类相加约100多家。目前寻访工作仍在进行,线索不断扩大,有一批个案正逐步落实,预计需要救助的人数会愈来愈多。

()60多家遇难者家属中,独生子女遇难且留有孤寡病困老人者27;留有遗孀遗孤者16户其中有三户遗孤是孪生子女,另有三户还有病困老人,有一户是特别困难户。

()在伤残者40多人中,留有严重后遗症者25,其中7人已基本丧失劳动或工作能力,5人至今仍在治疗中。

()除上述需要重点救助者外,其他受难者也需要有经济上的帮助。

我们认为,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都只是属于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只能通过个人联系救援事宜,暂时可由魏京生先生、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者及其家属。

 

魏京生 丁子霖

1994.1.21

 

 

 

 

关于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

 

19896月发生在中国北京的那场劫难中,无数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还留下了一大批无辜的伤残者。五年来,这些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承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任何关心和帮助,而且时时处于当局有关部门(如各单位治保会、街道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们尚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一长,也就渐渐淡漠了。如今,他们已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

我们对这个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是在89年六四后不久开始的,起初只是少数死难者家属的自然联系,1991年丁子霖女士(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的六四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自此,由丁子霖女士出面,联络其他死难者亲属和好心的朋友,加紧了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93年丁子霖女士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虽因受阻未能成行,但通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了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处境,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并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之后,更广泛地开展了对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人道救助机构的响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争取到海外有关机构和人士的一些捐助, 但所得金额有限,难以解决受难者的实际困难,如孤寡老人的生活、医疗费,幼小遗孤的抚养、教育费以及重残者的治疗费,等等。加上目前中国物价飞涨,一般人都感到生活艰难,何况失去了亲人的受难者家属和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者。

据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外国朋友,基于人类同情和人道感情,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

下面对已寻访到的六四受难者群体的情况作一概要的介绍: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寻访到并取得联系的死难者家属共约60多家,伤残者(仅限于留有后遗症者)40多人,两类相加约100多家。目前寻访工作仍在进行,线索不断扩大,有一批个案正逐步落实,预计需要救助的人数会愈来愈多。

()60多家遇难者家属中,独生子女遇难且留有孤寡病困老人者27;留有遗孀遗孤者16户其中有三户遗孤是孪生子女,另有三户还有病困老人,有一户是特别困难户。

()在伤残者40多人中, 留有严重后遗症者25, 其中 7人已基本丧失劳动或工作能力,5人至今仍在治疗中。

()除上述需要重点救助者外,其他受难者也需要有经济上的帮助。

我们认为,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都只是属于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只能通过个人联系救援事宜,暂时可由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力求减少中间环节, 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者及其家属。

 

丁子霖 1994.1.21

联系地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四十三号 邮编:100872 电话:2563399-3132

_

关于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