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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母亲在行动

 丁子霖

 

孩子们从母亲身边消失了。他们死于天灾,更死于人祸是致命的豆腐渣工程最终夺去了他们幼小的生命。在一片既是废墟又是坟场的土地上,站立起来一群母亲,一群受难的汶川母亲。她们手捧着孩子的遗像,悲愤地发出了天人之问。她们有权发问,有权向权力部门要一个说法。

近日读《动向》6月号上《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一文,感慨良多。同样是失去儿女的母亲,同样经历了灾难突降时的痛不欲生。天安门母亲,汶川母亲,有着同样的命运。将心比心,怎能不为所动!

中国的母亲,已成了灾难的同义词!天安门母亲,计生门母亲,矿难门母亲,地震门母亲,都是受难者母亲。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难道注定要有这么多的母亲?

人命如草芥,杀人如割草;人命如蝼蚁,踩死不足惜。六四惨案,汶川震灾,一个发生在昨天,一个发生在今天,看起来好像是两码事,实际上是一回事,假如刨到根子上,那都属于一种制度性的人权灾难。对于生命价值的漠视,是导致这些人权灾难的直接原因;而最可怕的,是由这种传统的非人道生命观念积淀而成的制度性痼疾。死人的事止不住一再重复,而且愈演愈烈,人们已经熟视无睹,乃至于麻木。然而,竟还有人甘当人权灾难的辩护士。六四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也没有今天的大国崛起。地震死了人,死者都成了菩萨,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而作为死难者的亲属,一定要识大体、明大理,避免横生枝节,给那些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提供反华的接口。多么冠冕堂皇,多么振振有词!然而,又是多么的冷血,多么的没有人性。一个堂堂的人民共和国,居然能够通行这样一种理论,居然还要强迫人们去爱它,若要说一个不字,就是汉奸、卖国贼。这样的国家,还让人活吗?!

孩子们走了,母亲们该做些什么?

哭泣、鸣冤?在一切以党国为重的今日中国,能有几个人理会。人家正忙于排英雄榜,开庆功会,宣传伟光正。这才是头等的政治。

豁出去拼命?你身无長物,又无山头,人家凭什么怕你;要真想收拾你,何需费吹灰之力?

寄希望于清官的垂怜、明君的恩泽?那是皇权时代黎民百姓唯一的盼头,但那是一种收买和欺骗。今天的权权势者依然没有废弃这个法宝,他们想的是怎么甩掉你这个包袱,让他们的耳朵根变得清静。这样的施舍能要吗?

剩下来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从此认命,当个良民?然而,假如我们还知道一点点做人的尊严,能就这样死心?!

当前究竟该做些什么?我想今天的汶川母亲已经做了回答,那就是问责。我的儿子是怎样死的?谁该为此负责!我的女儿是怎样死的?谁该给我说个明白!别给我讲什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这与我无关;我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又偏偏是那么多的小学生、中学生被埋在了瓦砾堆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死一个人,划一个句号;死一百人,又划一个句号;死一千两千三千人,还是一个句号,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交代。你这个国家、民族难道唯有靠死人才能存活,才能发展,才能崛起?今天的天安门母亲、计生门母亲、矿难门母亲、地震门母亲,再也不愿意忍气吞声,她们学会了说不!她们要知道:一个口口声声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政府,怎样来面对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次又一次、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她们更想知道:是不是降旗三天,哀悼三天,照例又是心安理得地给这次特大死人事件划上一个句号?

为死者伸张正义,为生者争取权益,于情于理于法都天经地义。向这次地震祸患中导致如此重大人权灾难的部门、人员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是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天安门母亲全力支持汶川母亲的合法诉求。

天安门母亲十九年来的抗争,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诉求,那就是:要求公布六四真相;要求道歉、赔偿;要求法律追究。我们主张,把六四问题的解决纳入法制轨道,改变以往由某一党派、某一领导人说了算的人治做法。我们要求就六四问题与政府当局进行平等、真诚的对话,以求得问题的和平解决。这样的解决不是诉诸于暴力的对抗,也不是等待当局的施舍;它既维护了作为一个公民的人格尊严,也有助于生成一个法制健全的公民社会。我们必须建立起这样一个信念: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拥有个人的尊严,应该享有完善的法治,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各种人权灾难的发生。我相信汶川母亲们也都抱有这样的信念。

连日来,我不断地听到汶川死亡学生家长问责请愿的消息,对此我深受感动,也心存忧虑。凡有良知的国人,都应该主持正义,支持、声援家长们的合理诉求和合法行动。我呼吁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以此次赈灾行动为契机,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处理所谓群体性事件的蛮横做法,以积极的姿态,对死亡学生家长们的合理诉求作出善意的回应。

(附注:《从天安门母亲到汶川母亲》一文,见本站评论与争鸣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