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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之痛

张先玲 

 

 万安公墓,我心中永远的痛。

这座公墓,原先与我无关,只是听说,从未去过。然而,198964日这个日子,把我与这座公墓连在了一起,从此,它成了我时时刻刻思念着、牵挂着的一块伤心地。因为,我儿子王楠的骨灰就安放在这座公墓。自1989年至今,每逢清明和六四忌日,我和我丈夫都会去到那里,为儿子扫墓、祭奠。已经十九年了,我的头发也从乌黑变成了花白。白发人祭黑发人,一种别样的哀伤将伴随我终生。

王楠之死,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这篇文章现已收录在丁子霖女士的《寻访六四受难者》(2005年)一书中。文中有一段文字大意是:

1989年,王楠正在月坛中学读高二。北京闹学潮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在路上碰到去天安门的大学生。他对这次学生运动非常关注,多次去天安门拍照。他曾要我再给他一点钱去买胶卷,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贵的镜头。一次他看国际新闻时对我说:您看这个镜头多么珍贵,如果没有人拍下来,今天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有人知道。出于对学潮的关心,他和另一位同学于五月十七日那一天组织了本校学生的游行,以声援绝食的大学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怀着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顶红头盔,骑车离家直奔天安门的。他那时刚刚军训回来,这天他穿着一身旧军服,腰间扎着军训时战士送给他的一条新皮带 也许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别是那条真正军人用的新皮带,我们才得以认领到他的遗体。

十九年来,政府当局始终把198964日民众反抗军队镇压的正义行动污蔑为反革命暴乱。而近年来,我也注意到民间有一种说法,说是当年的学生太冲动,是白白去送死,死得不值。这两种说法我都不能接受,因为我了解我的儿子,了解同我儿子一起倒下的人们。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为了什么死的。

在这座公墓里,除了我儿子,还有:袁力、段昌隆、郝致京、杨明湖、杨燕声、王卫萍(女)、杨振江、郭春珉等八人。他们都是一些很优秀的青年啊。当年,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者,他们唯一的行动,就是走上大街阻止军队进城,就是劝说军队不要向民众开枪,就是冒着枪林弹雨去抢救倒下的伤员,或者,像我儿子那样,仅仅是为了要拍摄下历史的镜头。但是,他们都被无情地夺去了生命。他们不是暴徒,不是看客,更不是什么盲目的冲动,他们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理想,更有一份担当。

起初,我们这些死难者亲属互不相识,每到清明、六四,都是各家祭奠各家的。后来互相认识了,渐渐形成了一个祭奠者群体。最早相识的是死者杨明湖的遗孀尤维洁。惨案发生后的第二个周年,我去万安公墓祭奠儿子,发现在儿子的骨灰盒上放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纸条上留下了写信者的姓名、地址和所在单位的电话。原来那张字条还是那年清明留下的。我把这张纸条给了丁子霖女士,不久,我们就与这位遗孀见了面。此后,我们又结识了杨燕声的遗孀黄金平,她丈夫的骨灰盒就安放在我儿子骨灰盒的同一排。92年,丁子霖通过朋友们的帮助,找到了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袁力的母亲李雪文,以及郝致京的家人。他们死去的亲人也都安葬在万安公墓,我与她们也就很自然地建立了联系。此后,我们又在这个公墓发现了死难者王卫萍女士的墓碑。王是为抢救伤员而死的,当时她是北京医科大学临毕业的学生。

几年后,有一次我正在墓园的石桌上祭奠王楠,看到一位30多岁的男子,满脸悲伤,默默地坐在另一张石桌旁,桌上放着的骨灰盒上,镶嵌的是一位青年的相片,我心里一惊:他会不会也是死于六四大屠杀?

我走过去轻轻的讯问那位男子:这是你的什么人?

弟弟。他说。

是怎么去世的?是在那天晚上吗?

是。他哽咽了。

 又一位无辜的热血青年死在了共和国军队的屠刀下。他叫杨振江,是一位年轻的厨师。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又在这个公墓结识了死难者郭春珉的亲属,郭是一位飞行员的儿子、时年21岁,中学生。他的骨灰安放在这个公墓的骨灰廊。

这一群失去亲人的难属,来自京城的各个角落,甚至还有来自外地的,以前我们素不相识,是六四大屠杀的血泪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我们对死去的儿女有着同样的思念、同样的爱,我们的心里都有着共同的诉求、共同的期盼。于是,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大家商议:此后每年六四忌日,都在墓区适中的地点袁力墓前举行集体祭奠仪式。此项集体祭奠在以后的年月里形成了惯例,中间从未停止过。

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件事情竟让有关当局坐卧不安。每当六四祭灵那一天,他们都要派出多辆警车实行监视。在公墓门口,要查看来人证件,逐个登记,如有可疑,不准入内。在墓园内,有多达十几名的公安警察和国安便衣来回巡逻、窥视。更有甚者,当我们的祭奠仪式进行之际,还有便衣人员近距离监控、摄像。这是对六四亡灵的亵渎!这是给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当局的企图,就是不让万安祭奠的消息透露到外面,就是要让世人遗忘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为此,他们竟在公墓门口贴上了一条警示:中外记者禁止入内!太荒唐了,连死人的墓葬也成了国家机密!

不仅如此,警方还极力阻止难属前往万安祭奠。周淑庄女士是我们群体中最早被公安部门列为监控对象的难属之一,每当六四忌日,她几乎都被阻止出门。六四十五周年,是当局监控最严厉的一年。就在六四的前一天,即63日的晚上九点钟,一群国安突然闯进我的家里,横蛮地通知我所谓上级的决定:不准我第二天去万安祭奠。我悲愤交加,怒火中烧,责问他们为何不准祭奠?他们无言以对。最后他们责令我:不准让无关的人员参加。我断然回答:除了至亲好友,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外人。谁知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又来了五、六个人,不让我们离家一步,几经交涉,最后把我们挟持到他们的车上,路上绕行许久才抵达公墓。事后我知道,那天在周淑庄女士家也演出了同样的一幕。已经身残多年的周淑庄女士,他们也没有放过,交涉到最后,她是坐着轮椅由家人抬上警车去公墓的。当天的万安公墓,风声鹤唳,戒备森严。他们出动了大批人马,利用手机联络,把一家家难属按时间段隔开,出来一家,才准许进去一家,不准举行集体祭奠。当天丁子霖夫妇本来也已决定要去参加万安集体祭奠仪式的,但也被不容分说地阻止在家里。

万安公墓这块地方,积淀了我们太多的泪水和悲愤,也记录了我们不屈的抗争。它是我们心里的一片净土,也是我们毕生的寄托。

这块坐落在玉泉山和香山环抱的平川之上的墓地,宁静而肃穆。这里安葬着不少国民政府时期的志士仁人和著名将领。1949年后,又有不少社会名流、学者、教授长眠于此。现在,又多了九位89民主志士。正因为如此,它几乎又成了一块禁地,一块让正义之士敬仰而让独裁者胆寒的地方。

张先玲20085